对此，少林寺方丈永信和尚的思路极其清晰。他提出了“佛不避世”的主张，把原来是一个息影山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足迹印遍了世界各地。在他看来，如果佛教就是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是佛教的悲剧。安于清静的山门，卖卖香，收收门票，佛教的衰落是必然的。佛教天天讲普度众生，无法走到众生中去，实际上一辈子也度不了几个，甚至度不了一个。那么，佛教就空有一颗慈悲心而已。为此，永信和尚认为：太虚法师说“人间佛教”，我觉得，更准确的提法是“大众佛教”。

这就在社会、大众的新型认同方式之中，建构一种现代佛教的新型发展方式。

而中国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缺乏的正是这种大众认同的社会性信仰方式，应当努力的，就是要把那种传统的神秘超度、仅只福佑私人利益的认同方式，改变那种神秘主义、私人行为的信仰逻辑，而是把这种信仰置放在现代社会的行动之中来表达，进而建构一种具有现代社会性和公共性的信仰方式。这样，佛教才能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大众佛教、社会认同的现代佛教。

这种大众化、社会化的佛教认同方式，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固有而简单的官方认同方式，从中疏离出一种以社会信仰为群体认同方式的大众佛教格局。所谓“身心自在”的社会认同方式，在此大众佛教的神圣资源配置之中，即可能建构一种以信徒认同为主体的佛教信仰方式。寺庙的弘法利生方式，信徒个人做功德的方式，可以在制度化的寺庙佛教及其与现代公民的个人信奉层面，共同建构一个以佛教功德为核心的社会群体——亦可称之为“教团”组织。如此，无论是资源的官方供给，还是武禅并重的商业型宗教服务，这个教团的组织运作，均为该教团利益的整体表达。因此，即使少林寺进入了社会、服务领域而成为一种佛教事业的经营，那也是该教团所有成员的共同选择，是一种制度的选择，进而可以获取最大的社会认同，呈现最基本的佛教信仰的公共性，信仰群体就建构为利益群体。那么，对与少林寺的这些批评和议论，就会涣然冰释了、凡圣合一了。

为此，大众佛教就不能停留在一个口号层面，应当有制度的建构和表达。否则，仅有佛教，而无大众，各种批评还会不期然而至。

三．现代社会中的佛教权威

少林寺变了，少林寺的方丈当然也要变。在媒体的制作之下，少林寺方丈，是一个身披袈裟的CEO。所谓“少林寺现象”，一方面是佛教寺庙的自我蜕变，另一方面则是媒体的肆意炒作，唯恐天下缺乏了新闻。遗憾的是，佛教寺庙没有自己的媒体，自行建构自己的社会、公众形象。所以，“少林方丈”永信和尚，在媒体的追捧之下，被说成是“少林CEO”，或“少林寺操盘手”。方丈永信和尚对此类称谓，当然无可奈何，逐渐被公众所接受。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方丈永信和尚也是被“功夫经济”推上前台的。“当时，政府领导希望开发少林寺和少林功夫，第一个工作，就是选择能够利用好这个商机的接班人。于是，永信和尚在1983年获得了少林寺的实际领导权。此乃其权威建构的合法性基础。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了对此合法性的认同。

世人的眼里，寺院方丈是个特别神秘、使人敬畏的人，高僧大德而功夫高强。如果是少林寺的方丈，那就更加神秘了。对于佛教而言，这种神秘的敬畏，似乎就是一种必须。虽然就方丈的社会身份而言，这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一庙之方丈，必定具备此种敬畏，其宗教权威才能被建构起来。

然而，在少林寺种种入世的事业操作中，方丈被视为CEO、操盘手，尽管是媒体话语，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会消弱了少林寺方丈这一身份的神秘感。伴随着这一消减，从而出现另外一种“少林寺现象”——那就是少林寺的宗教权威、寺庙方丈及其僧人的宗教权威之建构。此问题举足轻重。倘若解决不了，世间社会对于佛教之认同，就会遭受十分严重而非常锐利的挑战，甚至有可能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