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在反对错误的经忏观的同时，加强思考并积极应对佛教丧礼的问题。太虚大师以人生佛学来对治“死鬼化”的现象；印顺导师以人间佛教来辞退“天神化”的依附。这是所有重视正信的佛教徒都知道的。我们应该秉持人生佛学精神与人间佛教思想来匡正丧礼中的经忏佛事，而不是以个人的片面认识来曲解这两位大师的苦心，误以为人生佛学、人间佛教就是要极端地彻底去除经忏仪式。

陈晓旭的教葬礼的一幕

如何体现人生佛学与人间佛教的情操于人间丧礼中，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课题。以有无兴趣来取舍，而选择以远离不屑的姿态来排斥丧礼中的文化体现，或以专业投入的情绪来苟同丧礼中的庸俗缛节，如此的处理必是有瑕疵的。真诚的梵呗唱诵能有沟通彼此善性的功德，而心心相应、句句和谐的转经礼忏声，有助于亡者得到安息而教生者心安神宁。发挥丧礼告慰死者与关怀家属的宗旨，以朴素、雅洁、和谐、平稳来体现佛教仪礼的庄严，并落实经忏佛事的共修精神，是佛教团体对佛友们不可或缺的义务。

执着难舍而失去理性的号啕大哭，不应是佛教徒办理丧事的情景，但这并非说明佛陀的出世教法等同于心如槁木的无情。佛教是不离人性真情的智慧感化。感化即以情感来教化。未得解脱、未证涅盘的我们，不应随便揣测圣者的境界，莫以为对死者重情重义的痛失之哀，就是执着之念，就是绝对障碍圣道的爱执。

按印顺导师的人间佛陀观，佛陀在世时也有故国之思，这说明佛教并非抑制人类真情的宗教，而是以智慧来升华人类真情的宗教。必须指出，正信的佛教徒应是更重情重义的，而正信的佛教徒在面对死讯时，是不会因重情重义而迷失理智的观照的。佛教徒应以观照无常来接受亲人朋友之死，又佛教徒观照无常的理智心念是可以充满感情思绪的。菩萨无情就不会有乘愿之事，人间菩萨是情中之至诚者，其情只会加深悲愿，而其智终不离真挚情义。

哀与伤之同，其同在情谊上；伤与哀之别，其别在观照上。被情绪所陷以至身心俱疲，而无法为有共同信仰的死者办理佛教意义上的庄严祥和丧葬，甚至招架不住而引来了不如法的观念或形式，因而增添了喧闹不安的愁绪等，这便是“伤”。慨叹、惋惜悼念之情不悖离智慧观照而处于中道上，这便是“哀”与“伤”的区别。佛教徒不必掩饰“哀”，只要不离智慧观照，佛教徒完全可以有沉静于惦念其人、感怀其心的思绪。

于丧礼中，“哀”的意义对死者亲眷好友来说，是平静默守死者后事的一切，而对其他吊唁者来说，则是严肃形仪不苟言笑。不应该以悲沉的话语来激起丧家的情绪，但有必要在丧礼期间自始至终地保持一种庄矜的仪态，以示对死者的尊重，此更是一种体贴死者至亲知交的礼貌。无需以言笑嬉戏来企图缓和丧礼的愁绪，至于一些好表现而无同情心的高谈阔论者，最是要不得。 

或许待参透出世思想中的入世感情、人间感情中的超脱智慧时，便能够更好的运用“哀而不伤”来阐发佛教的丧礼观。以上不过是记下一时的感受，而藉“哀而不伤”四字来尝试引申佛教丧仪的内涵，以期探讨丧礼在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定位。随文附录印顺导师在追思太虚大师时所写的一篇祭文，愿以此当代导师追思现代大师的真挚之文，来加深我们对思想与感情这两者关系的体认。

印公这篇祭文不避“呜呼”二字，又其文中不乏深情之遣辞造句：“懿欤大师！乘愿而来，顺时以去，去何所至！或前或后，如在左右”、 “惟我大师，修菩萨行，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大心凡夫，弥勒疑是！”、“呜呼大师！往且百日……思以告慰……倍深哀恋。大师往矣，往何不复！”、“咄哉无常，邈兮难寻，而今而后，何依何怙？”。读者不妨结合祭文全篇，细细思维以上字句深藏的“情智”。 
　　 
“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大心凡夫，弥勒疑是！”此句有经可循，其义应是从《弥勒经》中所翻案出，当思之再三才能见出愿居“大心凡夫”之位的苦心。即“不为自身求安乐，当愿众生得离苦”的“不住涅盘、不舍众生”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