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功夫经济”的建构逻辑，整合了传统寺庙的多重资源及其配置模式，从而建构为一种“被功夫改变的寺庙经济形态”。这仿佛就是个象征，从功夫经济的市场化开始，少林寺及其周围的现实生态同时也被改变了。“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在短短20年间似乎就消失了。

然而，另外一个现象却出现了。少林寺功夫经济的巨大产值，不仅把一个地区的经济拉上去了，也彻底改变了周围乡村的生活。原来方圆百里就一个村，统称少林村。改革开放后，分成少林村、塔沟村、郭店村和雷家沟等四个村。这些村显然都形成了一个以少林寺为核心的经济生态圈。少林寺的方丈俨然成了这个地区的主要角色。村民们说：“古代的少林寺，除了布施之外，佃农耕地是少林寺最大的收入了。后来经历几次历史变化，这些佃农就围绕着寺庙成了定居的村民。而现在，他们又要依靠少林寺吃饭了。”他们还说：“如果没有功夫，少林寺周围的村落或许还是贫穷的小村落。”为此，周边一些村庄的居民还在不断往少林寺靠拢，少林寺周围的村庄迅速发展。

显然，以寺庙为中心，同时整合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特别是那种被议论很多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资源配置模式，已经把佛教寺庙直接置于现代社会更为广大、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官方、社会、民间力量，均可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使佛教能够走出寺庙，在寺庙之内外进行资源的再配置。在此基础之上，少林寺已经多少改变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使用的路径，可以“寺庙搭台，佛教唱戏”。佛教、寺庙被融进了社会，甚至被卷入了关系复杂的经济市场。

当然，问题已经接踵而至。如果真正把少林寺当作一个文化产业来运作的话，在利用少林寺特有的神圣资源吸引了社会上各种人力、财力和物力之后，当然会出现滥俗和过度商业化的趋势。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打着少林功夫的商业演出已经泛滥成灾。最初少林寺组织武僧团出国演出，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进行沟通和理解，期望能把少林文化与精神推广全球。但是，具体负责承办的演出公司，却要以赢利为目的。在资源利用和推广佛教文化之间，冲突不期而至。

传统佛教以寺庙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其主导形态即是以寺庙为中心、寺庙－和尚－信徒的认同方式。一旦走出了寺庙，改变了固有神圣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方式，自然就改变了世人对于佛教的传统认同方式。随着少林寺存在模式的变化，世人的佛教信仰方式无疑也要随之而变，无法再以寺庙为精神安定之局限了。

二．“大众佛教”的认同方式

寺庙与世人信奉佛教的方式紧密相关，由此内在关系所决定，所以信奉佛教的世人认为，寺庙中有什么样的僧人，就会出现相应的信奉佛教的方式。为此，佛教权威的建构显得格外的重要。僧人的宗教权威，直接左右着世人们的信仰方式，信仰是否纯正。

世间人们对于传统佛教的认同模式，往往要把佛教权威建构在神秘难测、崇拜敬畏的形式上。如常人所言：和尚不怪，香客不拜；以方外之神秘导致信徒的信从。与此相应，世人也常常要把出家僧人认定为方外独处、冥思、静养的一个群体，而他们所常住的寺庙，理所当然的也必须是一个清净之地，可以为世人提供一个退修静养、暂可出世的宗教场所。

所以，时代变迁和社会改革，促使少林寺这个传统的清静之地，被卷入了市场的逻辑，而地方政府也把它作为经济品牌使用。此乃最令人疑惑和担忧的地方，也是少林寺最遭批评的佛教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