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是中国传统佛教的一个重要几成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佛教的传人、传播，以至于现当代佛教在岛内社会中所形成的广泛影响来看，台湾佛教同台湾社会其它各个方面一样，虽然在其历史上也不时地调整和改造自己以远适应各个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但其追随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并在坚持和拥有自己民族特征方面，却是始终如一的。尽管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日本佛教有过同化台湾佛教的企图，但这种企图随着台湾的回归而消失殆尽。今日台湾佛教已成为一个拥有4000多座寺店，数千小佛堂精舍，485万名信徒，3万名僧尼的泱泱大教，为岛内十几个宗教中影咱最大者。以至于有人认为，要了解今日台湾，我们就不能不了解今日的台湾佛教。在此处，还可以进一步认为，要了解今日台湾佛教，我们还必须客观地了解和把握台湾佛教的历史。

一、早期台湾佛教

了解台湾佛教，不能不谈到台湾早期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从明史《鸡笼传》和明外史《流求传》中查到，“台湾”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朝（公元1368－1644年）。虽然中国大陆只是在17世纪才出现大规模向台湾地区移民，但有许多数据记载，中国大陆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早在14世纪便开始不断有许多百姓迁徙台湾。公元1624年左右，荷兰人占领台湾，其主要活动范围基本上在台湾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贸易基地、城堡及教堂，在这期间，荷兰人向中国大陆招募了大量的劳工。1626年，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登陆，并占领了这一带的沿海地区，但其规模远不如南部之荷兰占领区，1642年被荷兰人逐出。

在此期间，中国北部少数民族女真族攻入北京，明王朝灭亡，许多忠于明王朝民众纷纷往东南沿海一带逃避；至1644年左右，大约有25000户大陆民众移徙台湾，根据台湾研究移民宗教信仰的学者观点，甚多来自福建及广东的移民具有佛教信仰行为。①由于这些移民在原有祖居地生活时的习惯，当他们开始远离乡土的迁移时，多数都会将原先供奉在家或寺庙中的小型佛像随身带走。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17世纪40年代，佛教信仰开始与其它民间信仰一起进入台湾。

在荷兰人占据台湾期间，有一些数据片断可以推断当时台湾已经有佛教或佛教寺院的存在，据《台湾县志》记载：“在广储东里：大道公庙，红毛时建。”②此为台湾现存资料中所提及之唯—一座寺庙，也是被台湾佛教界公认的当地最早的寺庙。台湾佛教学者认为，有关这一寺庙的历史记载，除了可以确定目前为止台湾佛教存在的最早时间之外，还可能由此推断，在荷兰人占领台湾时期还有其它寺庙及佛教活动之存在”。由于荷兰人在台湾曾经大力倡导和传扬基督教，对台湾其它宗教采取了压制办法，使得台湾本地宗教包括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困难重重。这也使得台湾佛教研究中有关荷据时期佛教概况的资料一直非常缺乏，研究工作长期难以推展。

1661芽，郑成功收复台湾，并以安平（今台南市）为首府，以台湾为基础，继续高举反请复明的大旗。为了进一步垦拓台湾，郑成功颁布了各种法令，积极鼓励大陆百姓移民台湾。③由于郑成功是福建人，其渡海收复台湾之前一直在福建沿海抗击清兵，所以其所率士卒及移民多为福建人，其中尤以来自福建泉州及漳州的百姓为最多，仅有少数是原籍广东惠州及潮州的。有过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当时台湾的总人口中，郑成功所率士卒以及追随而来的大量移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谈到台湾佛教的源流问题，长期以来研究台湾佛教历史的学者多数认为，其基本的归属应该是中国大陆南方的佛教系统，而且是禅宗的派系之一：

（一）日本学者增田福太郎在其所著《台湾本岛人宗教》认为：台湾寺院大致是南方的鼓山涌泉寺，或怕山长庆寺等的末徒所开拓，因此，首届禅宗。④

（二）日本学者伊能嘉矩所著《文化志卜书中写运：概属南方佛教，禅宗的分派，临济、曹洞⑤。

（三）陈玲蓉的《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书中更进一步提出：台湾的佛教，多以中国南方的教派为主流，皆属禅宗一派。……因台湾人之祖先多自闽、粤二省移来，所以台湾寺庙多为福州巨刹鼓山涌泉寺或治山长庆寺僧人的所开拓，加上台湾并无怫教的教育机关，僧侣修业有远游鼓山之风。⑥

（四）梁湘润、黄宏介合编《台湾佛教史》也认为：永历年间宋台的僧侣，由于交通近利，基本上是以福州涌泉寺（临济义玄——临济宗），……，故此台湾佛教在僧侣法脉之中，大抵都是以临济宗之祖派而列世，直至清同治以后，始逐渐失其祖系的地位。明永历年间除了福州涌泉——临济宗的僧侣，对台湾寺院法脉影响深远之外，另有一个法脉，即福清黄檗寺。⑦

由于荷兰占据期间以及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在南部，因此，台湾佛教的早期发展重点也在南部地区，最早的三座佛教寺院如竹溪寺、弥陀寺与龙湖岩等都建在台湾南部地区。⑧

台湾早期佛教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是在郑成功后代郑克塽归降清朝之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东征平台，次年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和台湾、请罗、凤山三县）。当时，岛上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被送到大陆，而他们所腾出来的宅院相当部分都被改成了寺院。

自1720年似后，台湾佛教逐渐有了向北发展的趋势。北部地区也开始兴建了一些寺院，如台北市的龙山寺与剑潭寺等。⑨这是因为台湾的政治经济发展不断往北拓展，尤其是到了乾隆（1736一1795）后期，台北逐渐取代台南成为台湾中心区域，并于1887年成为省会城市。由于清朝政府对佛教原则上持保护态度，所以这一时期也是台湾佛教得以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康熙之后，清代各个时期的台湾佛教依然持续发展，根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台湾府志》记载，总共有寺庙123所，其中佛寺有34所，占总数的15.6％；道光十年的《彰化县志》记载，佛寺占当时寺庙总数已有16％；同治十年（1871）的《淡水厅志》记载，佛寺比例已占到所有寺庙总数的19%。这些地方志所保留下来的有关佛教寺院资料，也许受到某些修志者个人条件的限制，有些地方的描述不是十分精确，但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清代各个时期台湾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向。只是由于地方志上记载的内容仅仅是条例性的，从研究数据的角度上看显得相当简单，因此在保留下来的台湾历史数据中，人们很难找到有关佛教信仰方面的详细内容，即使在官方所编的多种志书中，有关佛教方面的记载，除了少数有关佛教寺院兴败状况说明之外，几乎找不到能够给研究工作提供分析帮助的东西。台湾佛教史学者认为，若要重建明清时期的台湾佛教史，必须大量参考碑刻拓文、私人笔记和寺庙斋堂的内部文献，否则这段佛教历史的研究将无法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不管怎样，进入清代时期之后，台湾宗教从总体上看，原始宗教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仍然是相当明显，而且这种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从大陆迁移过去的佛教。比如（1）佛教与官方把典庙宇 相结合，不少当地厉坛、城隍庙、关帝庙，甚至妈祖庙都是由和尚当住持；（2）在供奉的内容上佛教与道教及其它民间信仰相混合，玄天上帝庙里有观音菩萨、妈祖庙里有观音佛祖和文昌帝君、佛寺里兼祖“列位神尊”等等；（3）佛教僧侣、佛寺甚至也接受勘舆风水、卜篮示梦等占和之类的“前知信仰”等东西。可见，在台湾的许多地方，佛教与其它没有系统的教理教义教团的民间信仰有过一个相混杂的发展阶段，也还有人认为当时佛教仍有“男女混杂”、“僧俗罔辨”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佛教信仰还处于相当具体和实际的阶段，他们对于佛教信仰的诉求主要还是建立在实用基础上的，因此关于教理方面的区分意义当时还不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纵观至清末时期的台湾佛教发展情况，基本上可以做这样的概括，荷兰人占领台湾时期，台湾佛教情况虽然也留下了少许可供考据的，但可供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数据毕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