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后至今的台湾佛教

这一时期台湾佛教的情况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87年国民党实行的“戒严”管制阶段和1987年以后的所谓“解严”阶段。

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台湾政权。在经历了日本统治期间的全盘接受日本佛教思想的影响之后，台湾佛教在这之后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变化。随着日本佛教势力的撤离，大陆佛教又开始相继进入台湾，由此而出现了所谓“重建大陆佛教”的现象。尤其是在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随之而去的也有不少大陆各个地方寺院的僧侣，而且这批僧侣有不少人在当时大陆也是属在传教及佛教思想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人物，其中有太虚法师的同学、弟子、学生；焦山智光法师及其弟子；太闩法师的门下弟子有东初、慈航、印顺、默如、李子宽，再传弟子续明、演培、仁俊，三传弟子星云、圣严。此外还有圆破法师的弟子白圣及其同学道源，印光法师的俗家弟子李炳南，虚云法师的弟子蔡念生等等。当时这批僧侣到台湾后，主要从事寺院经营、佛学的讲解与传授、经书杂志的发行，以及大藏经的印制与出版等事务；后来，以这批逃台僧侣为主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并在国民党政权的帮助下，这批僧侣通过这一组织控制了整个台湾佛教的领导权。1953年在台南大仙寺举行的传戒活动，开始以教团的权威清除日本佛教的影响，确立大陆传统佛教在台湾的主导地位，只有受过三坛大戒的出家人，才得到“中佛会”的正式承认，改变了原来肉食、娶妻、不受戒等受日本佛教影响而形成的信仰习惯。不仅改变了日本占领期间的佛教日本化变化趋向，而且也对过去佛教闽南化、斋教化的特点也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否定，大致上是以较为浓厚的江浙区域色彩的大陆佛教，在台湾政治中心的领导下，支配着台湾的佛教活动性质与范围。从1953年开始，“中国佛教会”每年举办一次大规模的传戒法会，从此，全台湾的传戒活动都在“中国佛教会”的管理之下，并通过传戒活动间接地控制了各个佛教寺院组织，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7年“解严”。

从1949年开始实施的、持续38年之久的台湾地区“戒严体制”，对战后台湾佛教品格的形成，起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在戒严时期，独裁和高压是政治的主要特征。佛教，乃至任何宗教，都必须容涵在这一格局下才能得以维持。

这种戒严情况下的台湾佛教传播与研究，一直持续了38年之久。直到1987年，随着看台湾戒严体制的解体，台湾佛教才真正开始日益摆脱了政府当局的政治控制，并在教会组织、社会事业和文化运动上出现了多元发展的趋向。台湾各界把自那时候开始的一段时期称为社会转型期。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愈是在转型变革的时期，思想文化的活跃性和影响力愈是空前和深远。在失去精神重心和价值依托的时候，人们尤其需要超越的宗教精神的滋润。从这个时候开始，台湾佛教有了一个面向现代形态的发展过程。

台湾佛教现代化的突出标志是组织的多元化。1989年五月公布的“人民团体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

人民团体在同一组织区域内，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组织两个以上同级同类之团体。但其名称不得相同。

这条法令一公布，台湾数十年来“中国佛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就自然打破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冒出了大大小小数十个佛教组织，如“中华佛光协会”、万佛会、真佛会、现代禅、新雨等等。台湾有关方面的统计，仅在“人民团体法”公布的当年，台湾佛教便拥有信仰佛教人数达448万多，4011所寺院和8905位僧尼。○16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佛教的发展规模更是十分迅速。其中尤以四大山头的影响力最大，这四者在台湾解严之前就开始形成自己的影响力，并在解严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们是：由证严法师主持的慈济功德会、由星云法师主持的佛光山、由圣严法师主持的法鼓山、由谁觉法师主持的中台山。怫光山强调的是“人间佛教”，提出并具体实践着“人间性”、“生活性”和“国际性”发展思路，尤其是在发展的国际性方面，佛光山目前可以算是台湾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在海外不少地区和国家设置了自己的分支道场。而法鼓山弘扬的主要理念则是“人间净土”与“心灵环保”，尤其是在“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下，法鼓山在佛学教育方面的成效十分显著，其所确定的佛学三大教育“大学院、大普化、大关怀”成为台湾提高佛学素养的普遍思路。在这一思路主导下，法鼓山创办了法鼓大学和僧伽大学，前者主要面对社会大众，后者侧重于培养佛教专业人才。至于慈济功德会，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台湾的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方面，在台湾各地甚至全球很多地方都有慈济功德会从事社会救济活动而留下的影响。而中台山寺院与前面三个山头相比较，其所努力的方向更接近于中国传统佛教禅宗的意味。

可以看出，台湾佛教发展自解严以后便进入了一个多元存在、相互协调，并且在许多重大佛事活动方面各自为阵的局面。佛教组织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仅表现在组织形式或影响世俗社会的具体途径上的不同，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彼此之间在思想观念上的距离，除了四大山头之间的发展途径差异很大之外，还有一些佛教组织甚至以大腹地表明自己政治见解为自己的独特性，如万佛会，既是佛教组织又是依法登记的所谓“真理党”，其政治理念倾向台独，直接参与选举等各种政治活动。这应当是台湾佛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例。

1990年3月，在由台湾大学学生发起的要求进行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静坐示威活动过程中，一些不满足于禅房静修的寺院僧侣也走上了街头。他们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高呼政治口号，发表《佛教救国救宪宣言》：“呼吁政府，贯彻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以正法治世，不邪枉人民。”○17由佛教徒直接参与的这场政治运动，表明了台湾佛教完全摆脱政治控制的阴影而拓展有利于多元化发展的空间。

解严之后，台湾佛教的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这种发展并不仅仅凭借一般的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同时也包含了对中国传统佛教的批判，这种批判使得台湾佛教有了一个适应现体商业社会发展的教义变革的依据，并且以此回应了宗教生态中基督教的强劲攻势，使得台湾佛教在整个社会西化日益严重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影响力。对传统佛教教义的批判，主要是在太虚法师早在1908年便已提出的“三佛革命”，即呼吁对教理、教制、教产进行全面改革，力求适应时代，起到其应有的教化社会、拯救人类、领导文化的作用的改革思想基础上，经由印顺法师对这种“人间佛教”思想的进一步阐扬，为佛教从信仰层圈出发，契入社会、火化层圈，完成佛教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这样说，在台湾发生的佛教教义的变革，影响了一整代信徒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与思考。在目前台湾的中青年僧侣中，已经少有人没有经受“人问佛教”思想的洗礼。目前慈济功德会已有会员300余万，佛光山的信徒也以数十万计，仅这两个山头的信徒数失就占了整个台湾总人口量的相当比例。

但是，在台湾佛教这种快速地向世俗普及的过程中，也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佛教自身建设方面的问题。台湾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问题表明了现代怫教在大批地吸取并消耗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在大量地流失或消耗自己的宗教资源。在不断地参与社会活动中，佛教为了接近和迎合各种人群的需要，不得不低下自身作为一种精神和信仰资源的姿态，这种无限制的世俗化倾向，虽然在一定时期里取得了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但在这种表面繁忙热闹的大场面下，恰恰是修证法门的缺位，出现了所谓“泡沫佛教”现象。由于佛教有必须修持的法门以及传统传承下来的三藏十二部等，使得佛教组织内部本来就宗派法门众多，但是现在这些不同派别之间，在台湾许多地方已经演变成彼此门户森严，各拥地盘，山头色彩浓厚，更有一些道场开始出现私有化趋向，变成子孙可以继承的私人财产，完全丧失佛制十方道场的精神。尤其是在激烈地批判了传统佛教之后，台湾佛教虽然提出了一些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佛教理论，但距离建设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现代佛教理论体系尚有着许多不足的地方，包括这领域里的学术研究水准和人才教育规模等。
 
佛教是一个重自内证的宗教，这种“证”、“悟”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很强个体自悟与思考因素，因此，在这方面如果没有强调。以贯之的理性精神和严格的教义约束，则佛教面对社会大众所需要建立起来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就必然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这对佛教本身的发展反而是不利的。对此台湾佛教界尤其是佛教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共识，即佛教同样作为一种宗教必须通过严格的信仰、祈祷、修行等宗教意识和宗教行为，通向超越现实人生的理想境界。因为佛教是以解脱为中已而展开悲智双运的生命升过历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绝对信仰外在的上帝、崇奉基督救赎的基督教，带有主体自由、自我觉悟的特点；又使它区别于重视现实伦常和俗世生活的中国宗教，带有强烈的出世性格。台湾佛教在变革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自利与利他的两难、属灵与属世的摩擦、原教旨主义与世俗化运动的冲撞。到了现阶段，这方面的矛盾已经使得对佛教批判的批判上升为主要的问题。人们在、些媒体上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对佛教提出尖锐批判的往往是最虔诚的佛教徒，批判的不是佛教本身，而是对背离佛教精神之行为的批判。

台湾佛教的这种反思体现在两岸佛教往来互动方面，则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佛教组织回到大陆寻访自己的本宗祖庭，这一现象有可能逐步演变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可能逐步改变一个时期以来，两岸佛教文化往来中，主要是台湾僧侣前来大陆的单向式交流模式，大陆佛教组织将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在。定程度上影响着台湾佛教。对于许多台湾僧侣来说，历史上大陆的高僧典范。直是他们心目中所追慕的。当代台湾佛教包含着流传于亚洲各地的四大系，即汉传、藏传、南传与日本佛教。据台湾《世界佛教通讯簿》和《中华佛教通讯薄》统计数据显示，汉传佛教寺院数量在台湾所占的比例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18严而且汉传佛教与其它几个系的佛教不同，在体系之内各寺院之间的宗派色彩很少，主要是以创寺人或住持为该道场活动与发展的核心。这种情况有利于两岸佛教往来进一步地以一种比较稳定积极的方式和比较同一的姿态进行，有利于佛学交流朝着文化认同的方向不断推进。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虽然台湾佛教一直是以源自于大陆的汉传佛教为主体，但由于两岸之间有着相当长时期的文化离隔，在这样长时间里台湾佛教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文化形态上差异，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这种交流更有成效？这同时也应该是大陆佛教界必须更多地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