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佛教

从日本占领台湾50年时间来看，前20年面临台湾民众武装对抗的事件此起彼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紧张意识。为了消除这种对立状态，日本当局除了依靠强制的镇压手段之外，也在相当程度上看到了佛教在民间的影响作用。就在日本占领台湾的第二年，便以“大日本台湾佛教会”的名义出版了《教报》第1号，这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关于台湾宗教调查的最早资料。这份资料目前保存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明治新闻杂志文库”。根据台湾大学专治台湾佛教史的江灿腾教授描述，《教报》第一号共有内文50页，主要目录有：发刊之趣意、社说、论说、讲演、宗教汇报、教诲时言、杂录及记事等。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佛教情况包括了当时台湾所有的193个各类寺、庙、宫、坛、堂、调等。在这样～份佛教调查报告中，还扼要地探讨了台湾佛教的宗派、寺院的种类、台湾僧侣的威仪作法、课诵的常用经典、信徒的状况以及寺庙的财产等。从总体上看，当时台湾的佛教调查设计及其内容的分析，基本上是相当完善的，甚至已经具有西方宗教社会学的思考架构了。

一、日本佛教的势力渗透 日本占领台湾期间，从一开始便十分重视佛教抚慰民心的作用。随日军上岛的，就有作为军中佛教师的曹洞宗僧侣。虽然这些僧侣在战争年代曾经在日本军中起过类似西方国家军中牧师的镇定或好解军队中不安情绪的作用，但在中国与自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已经被割让的台湾，派遣僧侣对殖民地进行政治经济上的辅助统治、应当看成是最重要的因素。核过派遣僧侣，达到与台湾传统佛教相联结，一方面建立宗教上的信仰联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掌握殖民地佛教信徒的各种情况。

据资料显示，传入台湾的日本佛教宗派有曹洞宗、其宗本愿寺派、大谷派、木边派、临济宗派、净土完西山派、真言派、日莲宗、天台宗、法华宗、华严宗等共八宗十二派。日本全国佛教总共只有十三宗四十八派：当时其中大半已传入台湾。台湾传统佛教的主流是禅宗和净土宗，日本曹洞宗作为禅宗的一支，在信仰上先天地比较容易与台湾佛教接近。传统上台湾僧侣受戒的道场主要是在福建的鼓山涌泉寺，而鼓山涌泉寺又是中国曹洞宗的道场，因此，日本曹洞宗较其国内其它佛教宗派更容易在台湾获得差地佛教资源。而且、曹洞宗对在台湾扩张势力有着十分周密的计划，他们在第一批随军上岛之后，先借用台湾寺院布教，很快就建立起了日语学校、妇女裁缝班、慈善医院等，向台湾社会全面渗透。在这段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全日本的每一个曹洞宗寺院，都必须按时交纳经费，以负担在台湾的扩张，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曹洞宗便明确提出台湾各寺院必须签订归属日本曹洞宗的契约。
 
根据日本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社会课的统计，在占领台湾的五十年时间里，为扶植日本佛教对台湾传统佛教的影响与同化，日本当局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促进佛教发展的工作。50年间共创建寺院65座，其中台北州26座、新竹州5座、台中州5座。台南州11座、高雄州9座、花莲港厅2座、澎湖厅2座。由各佛教宗派出面创办教育事业的有：私立台北中学（曹洞宗，今泰北中学）、私立台南商业学院（净土宗）、私立台南家政学院（真宗本派）、高雄慈爱简易日语讲习所（临济宗）、台北乐园日语讲习所（临济宗）、台北市稻江幼儿园（临济宗）、树心幼儿园（真宗本愿寺派），大谷幼儿园（真宗大谷派）、捧幸日语讲习所（净土宗）等。在创办教育事业的同时，日本佛教各宗派还致力于其它社会事业的活动，如真宗本愿寺派在屏东．、基隆、彰化及真宗大谷派在台北各设立司法保护所；临济宗于高雄设立慈爱医院；法华奈于屏东设立免费救护医院；真宗本愿寺设立技艺中心、真宗台北护国十善会设立寄宿舍等。可以看出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在佛教势力渗透方面，用力颇深，并最终使其在台佛教势力有了一定的扩张。

根据日本《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的资料来看，日本佛教在海外发展是相当有计划的。第一个到台湾来了解佛教情况的日本曹洞宗僧侣，名叫佐佐木珍龙，是个随军布教师。江灿腾先生认为，佐佐木珍龙是奉日本曹洞宗务局的命令，对台湾进行一番全面的宗教状况调查的。回到日本后，便向宗务局呈递了一份评估报告，这份尤其强调加强佛教势力渗透的政治报告认为：由于日本占领台湾后，岛上居民仇日情绪高涨，经常与日军发生冲突。日本总督府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通过增加驻军来进行武装镇压，另一方面则希望利用佛教来安抚人。心。而岛上的佛寺既以曹洞宗系后多，对同属曾洞宗的日本僧侣自然更为欢迎。日本佛教要想在台湾发展，不能没有台湾总督府的靠山，因此，曹洞宗要在台湾岛上车展一定要看到宗教政策的重要性。利用政策的有效性来积极地进行布教活动。⑩

二、台湾斋教与“西来庵事件” 台湾传统佛教中有一个于清代由浙江、福建、江西传入的派系，通称为“斋教”。所谓斋教是隋唐以来佛教中国本主化之后，新兴的一种佛教信仰形式，也有人称之为“菜堂”。这一派系在日本统治前期有过较大规模的发展。

虽然目前台湾佛教界还无法对日据初期斋教与正统佛教之间的发展关系，做十分详尽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分散的资料和许多佛教研究著述中附带的说明文字里，大致了解到嘉教在台湾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占领初期，甚至在规模及民间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了正统佛教。我们知道，台湾佛教源于中国大陆，而且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是福建的闽南和福州地区。当时在台湾佛教界有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认为凡是正统的而且在佛学上有所造诣的憎侣，都必须是在福州鼓山上游过学或受过戒的，否则就无法取得众信徒的信赖。而那些只是在台湾本地学习读诵禅门口涌和普通仪式的僧侣，其在寺院中的地位显然要低一些。除此之外，便是那些社会地位不高、在佛学上没有什么基础的僧侣，他们投靠寺院主要是为了生计方面的考虑，根本无法指望他们传经布教。在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条件制约下，过于强调佛学渊源和正统仪式的佛教在社会影响方面显然受到了限定。相反地倒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并且与一般民众的生活状况比较接近的斋教，反而容易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于是在台湾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信徒们先是皈依斋教，再转而接触到佛教，然后再剃度出家当和尚。

根据占领期间日本当局所出版的《台湾宗教报告书》中统计，截止到1918年，台湾岛内的所有寺庙大约有3304座，其中佛教的占77座，儒教的占165座，道教的占3062座。而当时独立计算的斋堂数量却有172座，比佛教寺院多出近百座。当时全台湾总共有 789个僧侣，但属于正统的共长期住在寺院里的僧侣只有156人，其它或住斋堂、或属于僧侣兼斋友。统计出来的斋友数量竟有8663人，除斋堂外，灵泉寺还住有斋友35人，凌云禅寺3人，法云寺64人。⑾

历史上台湾斋教主要出现过三个派别，即龙华派、金幢派、先天派。由于斋教并不主张信众燃颅方服出家为僧而主要强调在家持斋捧佛，这一佛教支派曾经在台湾社会拥有十分广泛的民众基础。对于斋教，台湾许多专治宗教史的学者把它界定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民间宗教，从而与正统的佛教、道教等区别开来。台湾近代佛教学者张曼涛在论及台湾佛教发展时，曾经用“异样的在家佛教”来形容斋教，⑿这样一种分析角度虽然带有十分明显的贬抑斋教为非正统佛教的观点，但也同时表明了在客观上不得不正视斋款在台湾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作用。这个“异样的”用词除了标示出与“正统”之间有所区别之外，至少还包含了特殊与非纯体之意。一方面指出了这是台湾佛教特有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则希望说明其信仰内容并非纯正的佛教教义。应当说，用“异样的在家佛教”来形容台湾近代斋教状况是非常贴近当时的历史条件的。

后来由于发生了一件台湾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使得斋教开始走向了衰落。1915年4月，台南地区爆发了由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领导的大规模武装抗日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台湾民众被捕的就有2000多人，之后被判死刑的多达866人。这一事件与以往台湾民众抗日事件不同的，它与台湾佛教中的斋教有密切的联系，抗日分子以斋教的西来庵为联络中心进行活动，因此这一事件又称“西来庵事件”。“西来庵事件”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发生的最大一次武力抗争。斋教作为当时台湾佛教的主流宗派其影响力不断趋于明显，尤其作为一种地方性极强的宗教集会和所采取教阶制度的组织形式，使得它与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民众联系十分紧密。除了针对日本统治当局而进行的一些民间活动之外，斋教也在处理宗族械斗、乡帮矛盾等方面充扮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作用，并为自已争取了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

事实上，斋教由于其非僧非道的特性而长期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它主要活动于社会底层，夜聚晓散，潜行默运，确实给人以民间宗教色彩较为浓厚的印象。但是，台湾斋教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宗教，它与正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日据时期台湾从事斋教研究的学者李添春在其1929年受日本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社会课委托，所写的关于《本岛佛教事情一斑》的调查报告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对斋教典籍和斋教源流作了详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为当时官修文献的主持人，他进一步明确地将斋教定位为“在家佛教”。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日据期间，尤其是西来庵事件后，台湾佛教经历了从斋教向正统佛教的转变。例如，灵泉寺的善慧法师（188－1945）和凌云寺的本圆法师（183－1946），即是岛上斋教徒出身而后受戒的正统僧侣。

三、“南揭佛教会”的成立 西来庵事件发生后，由于参与事件中有不少是斋教徒，使得斋教各派深恐当局政府以此为借口横加迫害。而且，不少传统佛教寺院也或多或少受到事件的波及，不得已追随斋教徒之后，甚至纷纷申请加入日本佛教在台湾的组织。客观上这种情况成了一个建立全岛性佛教组织的契机，当时斋教的先天派领导人黄玉阶看到了这种形势，提出了成立佛教会组织——“本岛人宗教会”，以期依靠这么一个全省性的宗教团体来保护宗教界自身的安宁与利益。虽然，这一想法没能顺利实现，但这一主张宗教团体联合的倡议逐渐得到佛教界很多人的认同，并且日本当局从长治久安的统治目的出发，亦对建立全省性佛教组织的想法采取了有意促成的态度。

1920年1月“台湾龙华佛教会”的成立，便是日本当局对佛教界施加影响的结果。在会上宣读的《在趣旨书》中明确宣示斩断与中国佛教的关系，积极目化，“勿以舍近图远与支那本山；日月是沿，可决然与本国养成纯粹宗风。”这一宣示表明了台湾相当部分的斋教徒开始转变了与官方不合作的态度。

1921年4月，距台湾龙华佛教会成立一年多一点时间，在日本当局的组织与策划下，台湾“南像佛教会”在艋甲龙山寺前据解俱乐部成立。如果说台湾龙华佛教会的成立与日本统治当局的大力扶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话，那么，南瀛佛教会的推出则更是日本当局政府进一步控制台湾佛教组织，并在具体的措施上进行佛教渗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当时总督府首任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社寺课课长丸井氏，于当今2月邀集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观音山凌云禅寺住持本圆法师商讨有关事宜，此二位法师当时已入日本曹洞宗、临济宗憎籍。几番商议之后，确定了成立“南源佛教会”的宗旨及召开成立的有关事宜。其公开昭示佛教界的主要理由以当时丸井氏的话来说是：

“本岛人所有名为僧侣及斋友，其智识才能低微薄，欲任以指导社会之实质，茫然罔觉。同人有见及此，是以告发教训太急务，使知佛教之精神，鼓吹信仰，开拓其心境，严正其志操，彼等社会地位日日蒸上并授布教传道诸法，具有来民教化之资格。”⒀

这般具有相当宣传意义的话，成了后来台湾南流佛教会的一个重要办会依据，并写人“南流佛教会规则”，如其中第三条“本会欲涵养会员之管德，而联络内地之怫教，冀图佛教之振兴，开发岛民之心地以为目的。”
 
日本由于与西方文化的较多接触，再加上相对于台湾更早更完整地接受由中国大陆漂洋过海而来的佛教思想，因此对当时台湾佛教思想界较为普遍的缺乏较高水平的佛学理论，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不规范佛事活动，有着不少的负面评价。更重要的是日本当局在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主要是因为来自日本本土的各个佛教宗派都是抱着传播自己佛学思想的愿望，结果却发现在台湾很难找到对那一堆高深佛学理论感兴趣的寺院，这就使得日本佛教在台湾的渗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是对台湾佛教的批判就成了南源怫教会最切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台湾当时的佛教寺院中，虽然也有一些道行较高的僧侣也曾远赴福州的鼓山受戒，但回到台湾后也仍然只是每日在龛前诵经礼拜而已，很少有人举行传法布教之类的活动，何况能够前往鼓山受戒的僧侣在当时的条件只能是少之又少。而对于宗教信仰来说，没育掌握宗教理论，不能对深奥的教义进行准确的诠释，就很难使一个像怫教这样的传统宗教组织，有效地与其它各种宗教体系尤其是诸多的民间信仰区别来。这也是日本当局在当时情况下，对台湾佛教进行各种整顿的重要理由。由此，台湾佛教开始了一系列的研习、整理规范教义思想的活动，而所有的这一切活动，都是在日本佛教道场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在台湾各地寺院中大量地教授日文和佛法；另一方面在组织管理上也对台湾寺院包括各地斋堂进行了逐渐严密的控制，在7些章程中除了强调各寺院要守法、纳税、不参加教外结党或让不轨之徒人会外，还特别规定各斋堂要建立个人档案，详细登记个人数据，以备稽查。

在南瀛佛教会举办的每一次讲习会上，从主讲人的聘请到讲习课目的确定，都由当时的社寺课长决定，而且在所有的主讲人里，除了极少数如许林、善慧法师、本圆法师为台湾本地僧侣之外．其它所有主讲人都是日本人，其中有不少是日本当局主管佛教机构——社寺课的官员。南流佛教会的总部一直没在当局的内务局社寺课内，会长为总督府文教局局长担任，副会长中有一名由文教局工会课长担任，其它所谓的顾问、理事大多由会长提名当选的。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下的南温怫教会的所有管理事务及布教活动完全由官方把持。○14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日本政府因而对台湾的统治也变得更加严厉，出现了赤裸裸的所谓“皇民化运动”。这是一项旨在由佛教而起，并最终将台湾所有民众同化为日本人的运动。通过普及日本语、崇敬神社等，让所有的台湾人都去瞻仰日本的神，赞美日本的神，以日本的惟神之道为无上真道，并引而成为全体台湾人的生活规范。观音山凌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等被纳入了日本临济宗系统，而基隆灵泉寺、苗栗法云寺、狮头山元光寺与中坜圆光寺则归入日本曹洞宗系统。大的寺院尚且如此，那些小庙、斋堂则更是被这种铺天盖地而来的“皇民运动”所席卷。

日本当局的宗教政策主要是针对佛教，而对其他宗教则采用的是抑制其发展的办法，甚至出现了“抑道扬佛”的现象，在这种通过政治手段实行的所谓佛教改革，使得当时台湾佛教势力在规模和人员数量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张。这种来自于当局的干预，除了明显的统治方面的利用目的之外，为了使这一利用工具更为有效，客观上也改善了佛教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在佛教教育方面，也曾较大幅度地提升了台湾僧侣的受教育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