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全球化处境、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现代化过程、现代风险社会治理和人类社会需要结构转型等多种因素导致，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水平和横向结构转型，医疗卫生范围显著扩大，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行为偏差-心理疾病-精神障碍四类医学模式纵向和垂直性结构升级，生理疾病处于疾病体系的最低层次，精神障碍处于疾病体系的最高层次，疾病的等级结构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层次结构应运而生，标志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由以生理疾病防治模式为主，向以精神心理疾病防治模式为主转变，标志中国社会进入追求精神心理健康的历史新时代。生物医学模式和人类疾病结构不约而同的双重结构性转型和战略升级是中国社会基本特色。不言而喻，在生理疾病和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尚未妥善解决的宏观制度背景和社会处境之下，精神心理健康和心理关怀问题的社会认知程度亟待提高，四川地震灾害提供难得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宏观社会环境、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价值观念、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发生重大结构变化，精神心理健康成为首要健康问题已具备主、客观条件。

二、精神心理障碍界定角度与诊断标准的变迁

纵观人类疾病结构体系，尤其是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历史发展与结构变迁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待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的认识、态度、角度和临床诊断标准发生重大结构变迁，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类型日趋多样，层次结构日趋分明。从医学社会史和疾病社会文化史角度看，尤其是在“医学社会化与社会医学化”的背景下，人类疾病结构体系主要分为生理疾病和非生理疾病两大类，二者诊断标准和范围截然不同。一般来说，生理疾病和病理生理学研究范围明确，边界清晰、类型固定，疾病诊断标准统一，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范围广泛，类型繁多，诊断标准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特征和相对性特征。本文主要从疾病诊断标准变迁角度，尤其是盛行历史阶段、主要疾病观念、疾病分类原则、精神障碍范围、精神病人构成、治疗主体、主要治疗措施和精神病人社会地位与影响作用等层面，全面、系统阐述精神心理障碍的病理机制、分类原则、诊断标准和疾病范围类型问题。总体来说，人类社会对精神障碍的认识态度、疾病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分为四个阶段。

人类文明诞生到十九世纪中叶，这是精神疾病神圣化、巫术化和宗教化时期，基本特征是人类对精神障碍科学认识尚处于早期萌芽阶段，对精神疾病现象、发病机理和治疗措施普遍存在神圣化、巫术化和宗教化色彩，精神障碍尚无科学的诊断标准，精神病人的处境悲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对精神障碍的认识非常肤浅，精神疾病性质不被视为正常生理疾病，例如古希腊人认为精神病、精神错乱、发疯和疯狂、愤怒、呆滞、妄想、丧失理智、躁狂与狂暴、抑郁、沮丧、反应迟钝、胡言乱语等是极端情绪状态，癫痫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现象。不言而喻，在生物学、植物学和生命科学诞生以前，人类社会并无科学疾病分类体系和角度。总体来说，工业革命以前，人类认识、看待精神疾病学科视角主要是恶魔、巫医和宗教性的。精神疾病范围广泛，类型多样，普遍存在日常生活之中，许多社会问题被当作精神疾病处理，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未婚先孕年轻女子被关进精神病研究院，实施精神惩罚和终身囚禁。这意味许多正常的生理疾病和大量的社会越轨行为都被纳入不可理喻的精神疾病的范围中。理性时代以前，人们一是认为疯狂是一种道德败坏，二是认为疯狂是种疾病，三是认为宗教疯狂是神圣的天命表现，是一种恶魔感染。总体来说，古希腊体液说理论是疯狂的主要根源。精神紊乱主因是胆汁变化，黄胆汁过量会精神激动亢奋，黑胆汁过量会抑郁沮丧和情绪低落。十八世纪以前，精神病人形象都是极其负面的，古代的疯子、魔鬼，中世纪的女巫和术士，骚乱者、狂人等，其中中世纪对女巫的围剿扑杀，盛行的驱魔仪式说明精神病人悲惨境地。由于人们对精神疾病和疯狂原因误解颇多，精神疾病治疗主体不是医生，而是抓妖捉魔的人。疯人院、禁闭室、神庙、修道院、济贫院、庇护所、监狱、医院和其他场所成为治疗机构。治疗方式五花八门，如监禁、处死、刑罚、艺术、医疗方法、降魔除妖、济贫和宗教迫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