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刚开始常常被认为是忤逆的，或者是顶撞的，因为我会对师长的一些价值观不以为然。这些价值观一经过他讲以后，他希望我是正面的肯定，如果我竟是用负面角度表示怀疑，所以这时我们彼此的互动关系就变得很恶劣。一旦互动关系变得恶劣以后呢，会导致师长用一种更威权心态来压我们，例如总是强调我们是很无能的，我们是很愚蠢的，而且也要让我们了解到，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跟谁都和不来的。长期这样下来，自己心理会有一种创造力已大幅度萎缩的感觉。同时也真的会怀疑自己跟任何人都和不来，或怀疑自己真的是不善跟人相处，因而导致的结论可能是：一旦离开这个道场之后，自己就没有生存的能力，也难有出路可寻，前途尽是充满了灰暗和绝望。你看如果自己会被催眠到这样的程度，又必须每天生活在那种已恶劣了的互动关系中，心理之痛苦和挣扎的程度，是不难想见的。就这样的，我度过了很难熬的一段岁月，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吧，经常就是在这样的心情挣扎着，无法可想。──我真的是这样低能和难以跟人相处吗？在当时，我是找不到答案，也无从发现真相。──可是等到我有其他因缘，离开这个师长后，我才发现到，我跟大众都和得来，我的人际关系其实很好，不像之前乱想和担心的那样糟糕。事后回想，我那段时间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那么无能？显然我在这样的一种传统环境──一旦生活其中，多少会扼杀我们的自信心、我们内在的创造力和我们改造向上的可能性！

（二）、佛学院的教育方式

我是一九八四年到福严佛学院教书后，才大有改善和真正察觉自我的。一连数年，使我有时间一边教书，一边慢慢亲自观察院中的伦理体系和师生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威权的结构其实是到处都是，并且一直持续着。当然也有宽厚的师长，所用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如果师长心性上不是很正的话，所用的方式就比较刻薄，其间的差别只是这样而已。院里的学生普遍很乖顺，虽然如此，遇有不乖顺的同样会被修理得既乖又顺（或者只修理到表面乖顺）。这样种情形，让我发现其间存有不少问题，而我所以能察觉到，是因已担任老师，可从旁仔细观察，否则若是像过去那样陷入其中，虽也不断挣扎和怀疑，毕竟不能真正看清里面的深层问题之所在。要等到自己能跳出来当一个旁观者时，就比较去体会意义。比如我有时在课堂上会告诉学生，请他们多表示意见，但大部分的情况学生都是沈默不语，不表示意见，就是有，也只是摆在心里。有一个学生甚至坦白告诉我说，只要她一站起来，就全身冒冷汗，心脏怦怦跳，因她很担心别人觉得她爱表现。这样的心情，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我刚从缅甸回来的时候，因为从小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熏陶，所以刚到学校的时候，比较敢于表现，小学老师有无问题时，只要我觉得我会回答，我就赶快举手；可是不久就常被同学骂我爱表现，后来我也才开始感觉到这样不好，爱表现开始让我觉得是一种罪恶。于是我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行为，一定要记得「暧暧内含光」的古哲明训，不要出随便出风头，这样才是中国社会比较赞叹的小孩。这种外在着环境压力，强大地制约着生活其间成员的行为，这就印证了行行为科学原理的反应动作，即当你对其增强压力的时候，小孩子因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只好顺着制约的方向──传统中国社会所遗留的价值意识型态──来塑造自己的人格或表现出社会所预期的行为模式。所以当我在佛学院看到我的学生的怯怯生生的样子，就好象看到我当年自己的影子，在小学时期自己内在的挣扎很强，所以迄今记忆犹新。试想，连这么小年纪的孩童，都感受到「爱表现」是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想象在僧团里，同样有这样子的气氛，所以这些学生不善于表现自己，其实是很常见的；并且此种反应的行为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渊远流长，可谓其来有自，不足为奇。

有鉴于此，后来我便主动创造一些问题，诱导她们发问或和我交谈。初时，我发现让他们进入问题的速度很缓慢；后来，我慢慢体会一个问题，即教育其实是上、中，下游都有密切连系的作业流程，绝不是等我们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要有创造性思考，就能收效的！那创造性的思考，几乎来自人格的整体气质，必需从生活的各方面去体会，去尝试开透拓和表现，如果生活的中、上游部分，都是非常压抑自己，非常崇尚权威，以乖顺作为最好的美德时，那么很难要求在下游的某一个科目学生忽然变得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那是不可能的，改变若无其他助缘，是不会突然出现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对僧教育不是这么热衷，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是在下游努力而已，而上、中游其实我看得到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虽然如此，僧团的威权制度毕竟让我发现学生比较不容易塑造成材的真正背后原因，所以我认为，若要其早日成材，能够弘法利生，唯有多方鼓励或培养自己的学生，勇于表现自己的长处或勇于思辩，如此一来，自有显著收效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