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大环境的变动，并没有影响我本身快乐的童年。生活中有父母呵护，学业有姊姊教导，回台湾后，从小学三年级读起，虽已不具足所谓的「侨生身份」，但是以一个本地生的身份，高中、大学都非常顺利地考上了。所以就出家以前的经验来说，没有所谓的挫折或打击。很多人以为：我们一般出家是因为世间的事情有忧苦，想不开，而事实上，就成长的环境来说：出家以前，我一帆风顺，生命中没有什么忧苦的经验。

刚到道场出家以后，才开始体会到一些忧苦。而这些忧苦不是来自于对佛法的失望，而是来自碰触人性的软弱，与中国威权文化在道场中根深柢固的力量。这十几年走下来，到现在（一九九五年），僧腊已有十七年了，眼见着佛教从衰而盛，眼见着佛教僧尼社会地位大幅改变—从受到歧视到受到尊敬，对于佛教这段历史，自己不断亲身投入，而且也亲眼见证。当我刚出家的时候，很多识与不识都会抱持着一种很怜悯的态度，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个样子出家很可惜，什么事想不开啊？」到现在，反而都会向我说：「你们这样子很勇敢！你们这样的选择真伟大！你们比我们想得透彻！」

同样一个身份出现在人群中，十年前与十年后，博得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这是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当然，在这个遭遇中，我，作为一个佛弟子，自是希望佛法能够长久住世，也希望能够以佛法的智慧来影响社会，影响人心。所以应该怀着忧患意识去检视：为什么佛教过去在台湾是衰微的，如今在社会上又受到肯定？还有，过往我生活其中的道场，有甚么样的错误与盲点？从错误中记取教训，不但对自己心灵的成长有所帮助，也可能得以帮助教团成长。

所以用这样的心情去检视出家经验，也许我提到的是一些负面的生活经验，但那并不表示教团里没有正面的事物，如果没有正面意义的存在，我就不会留在僧团直到现在了。教团里面有很多慈悲的面向，很多师父默默在做人间关怀的工作，一般的教友，都比较对世间、对人群充满着谅解与同情，这都属于好的一面。在我的出家经验里，我愿意以自省的态度，提到几个深受文化影响而非来自佛法影响的问题点，这几个问题点使中国佛教僧团难免呈现某些负面效果。

以下就四点来谈述它。

一、金字塔型的威权结构

我出家以后，首先感受到的忧苦就是：我们经过大学民主教育洗礼的年轻一代，大体都会被训练得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课堂上的师长也会训练我们表达意见，以利于双向沟通。但是传统的僧团，它在中国文化长期影响下，已经变成强大的威权结构，不复古印度僧团的民主共议精神。印度的原始僧团，包括佛陀在内，他都认为他只是僧团的一员，他不自认为是教宗或教皇，他也没有建立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把自己安立在金字塔的顶端。相反的，他只是在提醒僧众，要依法而住、依律而住，也就是说：法治的精神超越了人治的精神。

（一）、寺院部分

当他涅盘的时候，弟子阿难问他：「佛陀灭度了以后，我们要以谁为师？」这也是一般人比较容易对领袖产生的向往依赖的现象。佛陀回答：「我灭度之后，你们就以波罗提木叉为师。」波罗提木叉就是戒律，佛陀的意思是：僧团的运作不要依赖所谓的圣王贤君之类的，有群众魅力的伟大领导者。相反的，僧团要长远持续而不变质，就要靠法治；至于是由哪一些特定人选去运作这套律制？这并不重要，顶多规定主持运作者须有公平公正的性格，并且熟悉戒律的内容，善能分辨法与非法，律与非律。僧团在时空的绵延中，总是有新人进来，有老人雕零，如果有律制维持着，透过公共的会议程序去决议重要事情及重要的执事人选，这样维持民主的运作，僧团就不容易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