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家范寿康，在他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中，认为隋唐时期的哲学主要是佛学；中国佛教可以划分为“翻译佛教”、“同化佛教”两个时代；提出中国佛教十一宗之说；我国佛教由印度以外的西方诸国传入者为多；禅宗是儒释道三教的统一者等等。

近代哲学家谢无量，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如认为南北朝时佛教盛行，有9个宗派等等。

五、近代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在撰写己的著作时，都写进了佛学

近代一些知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在撰写“通史”和“思想史”等著作时，都把佛学思想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侯外庐，长期从事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与著述。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书，以不少篇幅论述了佛学思想，其中有一些新的见解，是我国较早地把佛学引进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之一。

该书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时，认为南北朝佛教已发展到了国教化的新阶段；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毁佛，在思想史意义上有较大差别：前者是“对于佛教采取态度上的一种暂时的动摇”，而后者是“政权与教权冲突的一般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暴露”。

对于隋唐时期的佛学，认为“三论宗的教义和魏、晋、南朝的般若三论之学是一脉相承的”；而天台宗则是“南北佛学相互交流中倾向于综合的一个宗派”，唯识宗是“唐初势力最盛的宗派”，其理论“达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学的顶峰”；“华严宗的教义可说是隋唐佛学宗派中的‘杂家’，它依据《华严经》的经典，融合各派佛学而自成一家之言”；禅宗“是佛学在长期变化中和道学间相衔接的链环”。

近代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在《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人心与人生》三书中论及佛学思想的也不少，颇有独特的看法。

在《印度哲学概论》中，他认为：佛法不能算是哲学；佛法是“无我论”、“无神论”；佛教因明既是“外学”，亦是“佛说”；法相宗和法性宗是“殊途同归”。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说：我“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乎佛家思想。”又说：我“研究知识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据于唯识学”，“所用的名词就是唯识家研究知识所说的话”。但是，他又反对佛教为现世所用，认为“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因此，他“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

《人心与人生》一文，字里行间充满着佛学思想。他认为佛教是“惟一圆满之出世法”，预言：“宗教之真惟一见于古印度早熟的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社会末期。”他还认为，唯识家不是唯心论又是唯心论，因为唯识家“不唯主观意识之义”而又认为“一切唯心所造”。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所撰《中国通史简编》的第3编中，有专节论述了唐代佛教，而其中的《引言》，又以《〈唐代佛教〉引言》为题，发表于1965年第10期的《新建设》杂志上，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佛教的看法。

他认为“佛经里谎话连篇”，并且对于佛教各宗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三论宗的二谛、八不中道教义，“只是一些诡辩或者说是作一些文字的游戏”；

“净土宗是讲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

“律宗强调地狱冥罚来威胁僧徒受戒，逼迫中国人学天竺人的怪僻生活”；

法相宗对于“八识”的分析，不过“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

密教使“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众的巫术”，使“佛教走入绝境”，是“在文化交流中流来了一股比其他各宗派更秽浊的脏水”；

华严宗的一套理论，“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