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杨度是在政治上失败、生活上困窘之际开始学佛的，所以他的学佛是在思索着寻找一条“救世”的新路，以解除社会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因此，他对传统的佛教教义，不是盲目崇信，而是有所继承、有所改造的。他自称自己的佛学思想是一种“新佛教”，说明他对传统佛教思想作了许多“改造”。

他对禅宗提出的“我即是佛”思想作了发挥。认为“心外无佛，心外无法”，“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迷时众生，悟时即佛”。正是由于“我即是佛”，所以他认为佛教是“非迷信的而科学的”，“非言论的而实行的”，“非避世的而救人的”，“非未来的而现在的”。

他认为禅宗神秀、慧能在五祖弘忍选嗣法弟子时各自所作的“菩提偈”都未见性，因此提出了第三偈。他说：神秀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佛子偈”，“未能见性”。慧能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菩萨偈”，“亦未见性”。于是，他提出了第三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尘埃即无佛，无佛即尘埃”，这是“佛祖偈”，能达究竟地，入佛境界。

杨度不仅对佛教教义加以改造，而且对传统佛教中所说的灵魂、轮回、地狱、神通、空定等等，认为都是“迷信神秘”之说，主张坚决扫除，对于违反生理的戒律，认为有损于身，无益于心，也应该废弃。经过10年学佛逃禅，杨度不仅没有消沉，而且一变而成为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进而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可以认为，佛学在其思想转折过程中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近代一些哲学家都把佛学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著作

近代一些知名的哲学家，在撰写哲学史著作时，都把佛学思想作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吸收了佛学思想并且作出自己的解释。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30年代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一书，该书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佛学，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人讲佛学，都带有中国人的思想倾向，因此是“中国之佛学”，所以“中国第一流思想家皆为佛学家”。他还认为，“有无”、“空有”等等概念，是老庄和佛学共同注重的问题，这可能是“当时讲老庄之学者，受佛学之影响”，亦可能是“当时讲佛学者，受老庄之影响”。他指出，僧肇的佛学著作，是佛学、玄学兼而有之的。而道生的“顿悟成佛义”，是通过谢灵运的发挥而得以流传于世的。

冯友兰对隋唐时期的佛教各宗派，选择其中的三论、法相、华严、天台、禅等五宗作了阐述，重点介绍其传承与学说，并对其学说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