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佛教学者吕澂，对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都有深刻的研究。他在支那内学院，继承和发扬了欧阳竟无的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勇于探索和创新，终于创出了一条新路，攀登了近代佛学研究的高峰。他善于批判吸取古今中外佛学研究的成果，建立自己新的佛学体系。他提倡“佛法不离世间”，在唯识思想的研究上独树一帜。他重视对藏传佛学的研究，以沟通汉藏佛学，同时在佛教因明的研究上别具一格，提出不少新见解。建国后创办佛学研究班，培养新的佛学研究人才。他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书，集中反映了他一生的研究心得。

一代名僧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闽南等五六处佛教院校，培养了大批青年僧伽。他提出的整理僧伽制度和革新佛教的主张，对近代佛教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直至今天，仍然指引着佛教发展的方向。他先后创办的一些佛教杂志，丰富了近代佛教文化。在唯识学的研究上，他提出的新见解，是近代唯识研究中的一大思潮。

二、一些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真诚地认为振兴佛学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康有为，曾潜心研究佛学。表面上，他认为佛教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对出家制度也有所非议；实际上，他的思想体系里包含着许多佛学成分。例如他的《大同书》是一部以佛教的“四谛”说和佛教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为蓝图而撰著的著作。他把人世间的“苦”，分成6类40种，就是依据佛经的“四苦”、“八苦”等等演化而来的。他所描述的“极乐”即“大同”世界，不仅与佛教的理想境界“涅槃如同一辙，而且其用语及所描绘的景象，与佛教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甚为相似。康有为本人也曾谈到，他撰著《大同书》的基本目的就是“吾欲度生民”，使得“人人现佛身”。于此可见，康有为的社会改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学思想影响的。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梁启超，对佛学思想非常崇敬。他曾多次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后来在佛学研究上有较大成就。他不仅撰有《佛学研究十八篇》，而且还有佛学文章和演讲录20余篇。他把佛学思想作为理论武器，激发人们起来变法图强。他认为佛学思想能够陶冶人志，称“历史上英雄豪杰，能大业轰轰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舍己救人之大业，惟佛教足以当之”。他还把佛学思想说成是能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的激进分子谭嗣同，是一个“畅演”佛教“宗风”，崇信佛教的人物。他的代表作《仁学》一书，就是在金陵刻经处随杨文会学佛学时受另一个导师吴雁舟嘱托而撰著的，目的是“畅演”佛教“宗风”，“敷陈”变法“大义”。他将佛教与其他宗教作了比较，认为只有佛教在理论上最玄妙。因此，他真诚地认为佛教能“保国”、“保种”，威力不可限量。他说：“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尽虚空界，何况此区区之一地球。故言佛教，则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谭嗣同全集》，第352页)他还认为，要实行维新变法，必须要有一种大无畏精神。在他看来，佛是最提倡大无畏精神的，因为“佛一名‘大无畏’。其度人也，曰‘施无畏’”。只要信仰佛教，就能得到这种大无畏精神，所谓“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正是这种大无畏精神，才使谭嗣同勇敢地喊出了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口号；才使他在变法失败后，不避劫难，“身陷囹圄”还在狱中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显示他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直到临刑前他还喊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