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阶层来说，官员属于上流社会，是主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却醉心于佛教理论，热衷于佛教活动。从个体身份来说，是他们的信仰所决定。从社会角色来说，其政治责任也决定了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他们是官家人，治理辖境是其份内之责；他们是父母官，管理庶民也是份内之责。而佛教传入中土后，已与中国社会交融，是意识形态之一（如唐朝）或准意识形态之一（如宋明清），信徒众多，能否处理好佛教及其相关问题是攸关长治久安和信仰大问题。因此，官员对佛教的态度就有多种维度。

（一）信仰：发自内心 像冯檝、杜鸿渐、韦皋、段文昌等就是虔诚的佛教徒。韦皋自述在政事军务百忙中，未忘佛教：“镇守方隅，军务之暇，躬览圣教，永思宏益。”圣教的益处在于对人世间的指导：“余以为人之生也，违道好径，故哲圣因其所

欲，“教之以圣道”，示之以进修，其行满于此，而福应在彼，理甚昭矣。”有此认识，对于修寺、造像、写经、筑塔、撰碑等事情，韦皋才能倾力支持，捐钱也是慷慨大方，毫不心痛。

（二）祈福：为国为民 如上述绵州知州蔡兴周自叙他重塑观音像的理由是：“非自求福，非图名，意在寿国福民也。”为明水寺解决土地是“为善”、“祝天子寿”。也就是说，上为国为君祈寿，下为民祈福。作为儒家、官僚，蔡兴州并不排斥佛教，至少他认为佛教是士民好的信仰，需要而且值得地方官员大力扶持。

（三）益政：有助王化 从社会功用上说，由于儒与政治紧密融合，已渐渐淡化了儒的信仰功能。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佛道在解决信仰依凭上起的作用更大。三教的功能分化，实际上在宋以后很明显。从此角度，我们不难理解那些儒家化的官僚为何热衷于修寺建庙了，因为它能填补民众信仰的空白。

唐朝名臣、镇蜀长达21年的韦皋曾高度赞扬佛教在导民信善上的巨大功用：“尝以万人之心不俟惩诫，靡然归善者，释氏之教弘矣。”明代宣德九年（1634），滇南李侯孚奉命到川中腹地的蓬溪（今四川省蓬溪县）出任县令，“下车之初，首访民务，兴利革弊，至于坛场、学宫，以及桥梁，靡不修治。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举。”民生政事已有好转，李县令便转而抓民众的信仰问题。他看到蓬溪县城一里鹫峰山有禅林寺（清时又称鹫峰禅寺、白塔寺）坍塌，遂发愿重建鹫峰寺：

大雄氏之教，以仁慈为心，度人于生死苦海，济人于寿富康宁，化导群迷趋善背恶，随愿求福利莫测，所谓阴翊王度者也。寺虽废久，然邻于县治，繄可弗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