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佛教的发展、演变等具体的历史脉络语焉不详，特别是四川本土的情况更是空白很多。笔者曾对清朝嘉庆年间编修的《四川通志》中所载自宋至清四川乡镇建寺兴佛的史料作了一次整理，对该志中有关地方官员亲近佛教、信仰佛教的碑记也做了爬疏，今撰成本文，讨论地方官员处理佛教的具体情况和他们的真实心态。

一、崇佛：各级官员的具体表现

如东晋佛教领袖释道安（312－385）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国家系统内的各级官员也就成了僧人的争取对象。这一努力有了巨大回报：自南北朝至清，绝大多数官员对佛教抱有亲近感，有的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在嘉庆《四川通志》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情况。

（一）低级官员热心助佛

在四川境内的历代官员亲近佛教具有广泛性，并不存在级别的差异。先看看低级官员的情况。县令常被称为“九品芝麻官”，处于封建社会官员系统最低一级。清朝康熙年间新津县任知县的常九经对寺庙很关心。康熙五年（1666），重修宋代在县东九莲山上所建寺庙观音寺。康熙六年（1667），重修宋代创建的正觉寺。在汉州（今四川省广汉市），康熙七年（1668），知州张万受对位于州西、建于宋代的龙兴寺进行重修。

绵阳城北天池山麓在唐朝建有寺庙，后改名开元寺，又称水阁院。北宋大观元年（1107）冬，文轸（绵阳人）与表弟朝奉郎李益侯圣举、通直郎李仲侯君宜，往开元寺，观先辈郡守李同叔所建水阁院，北崖观唐时令狐文轨施造经像，极工致。叹其历会昌（841－846）以来渐黯淡，遂醵金彩绘，焕然生色。”“醵金”，就是大家凑钱做事，表达他们亲佛的心意。

明代，彭山县城西30里圣寿寺，县令马训对寺僧不废修行颇为赞赏：“邑令马公训，尝至其寺，见其殿宇、门廊、四舍森然，山水胜丽，而僧徒修行，屡施财而奖劝之。”

（二）中级官员竭力兴佛

昭觉寺是四川名寺，处于成都的北边青龙场。清初战乱，昭觉寺变成灰烬。康熙初年，僧人复建，四川省中高级官员出力良多。“康熙五年（1666），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捐俸重修。知府冀应熊扁（向按：当为匾）书昭觉寺三字。”

宋代四川有许多著名的官员居士。如遂州蓬溪（今四川省蓬溪县）人冯檝是宋政和八（1118）进士，后在禅宗临济宗大慧宗杲处悟心法，自号不动居士。在朝、出外任官都不忘佛教。在川南的泸州城内，为报母恩，他建起了白塔寺（又叫开福寺）七级佛塔（俗称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