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对道教、基督教、人间佛教都做过比较深入地研究。何教授应邀参加了2008年11月20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南普陀寺召开的“灾难危机与佛教慈善事业暨第二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会议期间，华人佛教的记者就“佛教慈善”的话题采访了何建明教授。

记者：何老师您好，我是凤凰网华人佛教的记者，请问作为从事佛教研究多年的学者，您是如何看待佛教做慈善的？

何建明：中国佛教有几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比如说东晋道安为标志的。佛教到了道安这里，认为释迦牟尼佛姓释，穿和尚的衣服等等，形成一些习惯，就是从他开始的，中国佛教将他作为标志性的人物。

道安以后，一直到（稚子大师）和慧能他们为代表的，就是中国佛教的完成时期，这个时候才称之为中国佛教，在这之前只是叫佛祖中国化的时期。那么（稚子大师）和慧能之后，一直到太虚之前这一段时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发展和衰落时期，这个时期在太虚大师之前，实际上是中国传统佛教时期。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就是所谓的宪政时代，宪法保证人人有信仰自由权、公民权。这个时期的佛教，实际上是政教分离的。而这个时期的一个时代，就是现代中国佛教时代，一直到现代为止，而且以后也是这样的。可能会持续几千年，或者几百年，现在也说不清楚。可见这种时代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不可能是古代的传统，只可能是太虚大师以后的传统。

这个时候的传统，因为它要适应宪政史，我们以后可能是长期在宪政时代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发掘近代以来的传统。不管星云大师怎么看待近代佛教，太虚大师他们，圣严、证言他们，其实都是继承近代以来的这个传统。他为什么做慈善事业？那是近代以来这个传统非常重视慈善事业。

为什么重视慈善事业？佛教的发展有一个契理契机的需要。契机就是指，我们近代这个宪政的时代，每一个人除了作为佛教徒以外，他同时还是国民之一分子。宪政时代你有信仰自由权，同时你也有国民的义务。这个国民义务，不是说你只关心自己，也不是说要等皇帝来关心你，已经没有这个时代了，你有国民本身的义务，所以佛教徒本身他有双重的任务。

另外从佛祖本身来讲，做慈善就是救苦救难，这是大乘佛教精神的一个根本要求，这是它的宗旨。从国民来讲，他也有一种关心他人的要求，你作为一个国民，不能仅仅只关心自己，这是宪政时代的一个客观要求。所以近代以来的佛教，特别强调做慈善是佛教振兴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圆瑛大师就认为，佛教的振兴要靠做慈善来跟社会契机，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民也应该做慈善，这是佛教徒成为国民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弘一大师也提出，慈善是最好的修行。我们讲念佛参禅，做各种的佛事，他说救苦救难，做慈善事业就是最好的佛事。就是指你在做慈善的过程之中，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佛教，这是近代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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