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家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 

从有文字记载的材料来看，新加坡的第一个佛教寺院是1898年由侨商居士发起建立的双林寺。后来，贤慧法师在南洋行化，受法师的道风戒德所感，大家请他来驻锡主持。双林寺的建立，标志着纯粹的大乘佛法正式登陆新加坡（掺杂了中国东南沿海民间的妈祖信仰、大伯公信仰、土地公信仰的佛教不在此列）。当然，新加坡和佛教发生姻缘关系，或许远可追朔和到东晋时期西行求法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法显法师和唐朝的义净法师。

佛教登陆新加坡后，在家佛教的迅速发展，实出乎意料之外。1927年，本地第一间佛教社团组织“中华佛教会”在太虚大师南下弘化时倡导下，由宁达蕴居士极力推动创立。日后僧俗两界轮流担任会长。1934年，新加坡华社名流李俊承、庄笃明、邱淑园等居士创立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这是第二间佛教社团组织。

1948年，居士林的王弄书和毕俊辉两位居士，创办了佛教的第一所学校“菩提学校”，这是佛教参与开办社会教育的开始。1950年，居士林林长李俊承等居士在居士林所在地成立了“新加坡佛教总会”，并在大家的推选下一连担任了七届佛总主席，直至去世后，始由宏船法师担任。1951年，毕俊辉居士创立了“世界佛教友谊会新加坡分会”。在李俊承居士任佛总主席期间，1969年，新加坡佛教总会创办本地第一份佛教杂志《南洋佛教》，由常凯法师任主编，这是佛教文化事业的开始；同年佛总积极涉足医疗事业，创办佛教施诊所，免费为贫病人士提供医疗服务。

新加坡佛教这些具有里程碑式的大事件的发生，无不留有居士的身影，要是没有这些居士们打开局面，奠定基础，很难想象新加坡佛教的现状。而这些年来，居士道场及居士社团组织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寺院，参与活动的人数上也直线上升。传统寺院原有的功能、角色与定位急需加强。假若在此时对于在家佛教的迅猛发展依然视而不见，甚至杯葛阻挠实在是一种不明智也不现实的做法。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主席继程法师曾感叹“本地区佛教发展的主流将是青年佛教及居士佛教，像其他地区那种以寺院为中心的发展现象，在本地并不明显，很多寺院只沦为宗教膜拜场所或举行宗教仪式而已”。相反地，许多居士道场和组织却在积极弘扬佛法，讲经、禅修、念佛、组织各种各样的弘法慈济活动，为佛教走入人间，服务社会，服务人群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其实，印顺导师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指出，汉传佛教的复兴在于“青年的佛教、知识界的佛教和在家的佛教。佛教，如果老是区限于衰老的、知识水准不足的、出家的，那么佛教的光明前途，将永远不会到來。在这三点中，在家的佛教更为重要”。他把“在家佛教”的发展与“佛教的光明前途”联系起來，足见导师对于在家佛教的重视程度。“青年的”与“知识界的”佛教，目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逐步得到落实，但“在家的”佛教在汉传佛教中始终被忽略，至今未有多大进展。

他指出“过去的中国佛教，始终在出家的僧众手中”，这个事实，导致了“佛教为出家人的佛教，学佛等于出家”的误会，其结果就是佛教与社会脱节，“佛教愈是衰落，越与社会脱节，误会也就越深。”而导致这种“误会的责任，决不在一般人，而在从來主持佛教的僧众。”他进一步指出，在家佛教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佛化的家庭”；二是建立由“由在家佛弟子來主持弘扬”的居士道场 。但导师也认为他理想中的在家佛教要具备两个要素：“一、组织的，二、入世的。”他说：“希望在家的佛弟子－－热心爱护佛法的，要从同见、同行的组织去著手……成为和乐的内修外化的教团。……來推行宣化、修持、慈濟等工作。向这样的目标去努力，佛教是会大放光明的。”他称这样的“在家众的教团，即是优婆菩薩僧。”

他劝出家众不要反对，也不要担心在家菩薩僧的发展。他认为重点在於出家众要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素质：“如出家众自身健全，深入佛法而适应众生，那一定会与在家佛教携手并进，而且在佛教中，始終会居于领导地位的。”最后他还指出：“称为佛教教团，不论出家在家，教团的道场、经像、法物、财产，都应归于佛教公有，主持者应从发心正信行愿精进中被推选出来。” 也就是“民主而公有的教团，不是少數人的私物。” 

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印顺导师为理想而可行的居士道场作了具体而有原则性的规划。他以一位出家法师的身份反省传统佛教崇僧抑俗的不合理之处，语气洋溢着真诚的慈悲与鼓励。客观地，我们可以看出印顺导师的思想基本上圆成了居士佛教的理论基础和大体的操作步骤，这与欧阳竟无颇为偏激的居士佛教思想有较大的不同（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便多谈，请参阅《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辟谬》）。因为我们一直坚信，理想的居士佛教应该与出家僧团有着互动和谐的关系，欧阳竟无在思想上沒有与出家教团決裂的主張，但在言词和态度上却是决裂而惊世骇俗的，僧俗二者之间的不协调非常明显。当然，这两个人的思想都是居士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