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亦指出，在家居士应尽量与自己的家庭成员与亲戚朋友建立佛化的家庭，当佛化家庭建立以后，“在家里面，都能和敬相处了，就要进一步把慈悲法喜幸福普施给社会大众，大乘的佛教，就是在家的佛教，在家的信徒更应该本着大乘菩萨的大慈大悲大智大勇的精神，从事普济社会大众的事业。”

星云法师也把他这种理念落实在所创立的“中华佛光协会”的组织上， 该会在《会员手冊》中特別提到：

“中华佛光协会不专属于出家僧团，相反地，是以在家信众为弘法利生的中坚份子，让在家弟子有更多的空间为佛教奉献力量与智慧，不仅护持三宝，甚至可以应机说法，加入弘法布教的行列。”

这两位当今教界泰斗，尤其是印顺导师对在家佛教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由在家居士启动，居士们在佛教复兴运动中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乃是有目共睹的。在戒定慧修证、讲经说法、著书办刊、组团结社等方面，居士界法将如云，贡献卓著。在维护佛教权益、进行社会救济方面，居士的作用更非僧团所能替代。而佛教复兴的经济基础，无疑主要由从事生产经营的广大居士所提供。在今天仍持“白衣只可护持佛法”、“白衣说法是末法相现”等观念，未免过于陈腐偏谬。就近现代佛教史看，僧团与居士共同住持正法，已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已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中国大陆著名佛教学者王雷泉教授亦指出：“出家众平素生活在寺院的单纯环境里，对于复杂社会的状况及现代人类心理的理解，未必能掌握。而入世度众，参与现代社会的种种政治、经济活动，又免不了会妨碍僧人的修行实践，从而降低其在教团中的核心地位。人间佛教的理念，如果不能在组织上落实到居士佛教，是无法在20世纪立足的。”虽然，我们已走进了21世纪，但看看佛教目前所面对的现状，这样的忠言实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反思。湛如法师甚至说，如果汉传佛教所宣扬的是大乘法，而劫取小乘佛教的“出家住持佛法”的僧制，“这样的弘法方式显然与大乘的精神相抵触。”不但违背菩萨道的精神，也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矛盾。

佛教是大众的佛教，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宗教。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李木源居士常说：“大乘佛法必须要走群众路线”。只有当佛教走入人间，深入社会、深入大众、深入人群，佛教才会源源不断地激发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才会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调整，自我提升，自我觉悟。而综观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宗教的“理性化”（Rationalisation）、“社会化”（Societalisation）和“世俗化”（Secularisation）潮流是所有宗教必须面对的重大话题。而佛教在走向人间、融入人间、融入生活的进程中占佛教徒绝大多数的在家居士显然是关系到佛教发展及整体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代表各国佛教的僧团非常有必要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面对现实进行换位思考，并注意对正信居士的引导与培养，充分发挥居士中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的作用，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医疗等事业以及在佛教领导组织和居士团体中发挥各自的特长。这既有利于消除有些僧团和居士组织之间不必要的误解和对立，又有利于佛教事业的发展，否则很有可能将他们中的有些人推向了外教甚至邪教，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不再是一个单一选择的社会，面临科学技术的不断昌明，西方思潮的加剧扩张，自由情执的不断升级，要使僧团不仅受到广大居士的拥护，更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尊重与认可，僧团自身必须作出相应的努力，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提高形象，不断推行自身改革。其实，是不是能夠保持僧团为佛教的重心，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僧团是不是有如此强烈的凝聚力、感召力与亲和力，让广大居士在日常修持上依归他们、在道德情操上景仰他们、在佛法阐释上折服他们、在做人义理上追随他们；更重要的是在佛教组织制度中让广大居士有归属感，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有共同承担的勇气，有为教请命的壮志，有与教共荣的自豪。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流，需要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又相互竞争的新世纪。大乘佛教的精神已在世界范围内逐步被人们认识和认可，而在佛教走向人间、走向社会、走向理性的道路上，在家信众的作用将会越來越大。基于此，理性认识在家佛教在佛教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处理好僧俗二众的关系，是新世纪佛教所不容忽视的大课题。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如何取舍，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如何定位，在不变根本中如何随顺多变的世界，这需要高度智慧的抉择。而个人认为，在家佛教的理论基础仍然薄弱，思想理念仍需整合，所发声音仍旧微小，组织制度亦需完善。要在这种综合生态下取得长足发展，只有僧俗二众之间更加紧密地分工合作，缔造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和合关系，敞开心扉，摒弃私利，心怀圣教，才能共同提高，才是整体佛教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对于中国佛教来说，湖南省佛教协会数年前所创立的“居士学修委员会”似乎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而对于新加坡佛教来说，也许建立一个有代表性、有向心力、有号召力、由僧俗共同主导的佛教统一组织更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