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之所以能够兴办众多慈善事业，在社会上产生较好影响，是与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如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无锡丝商周舜卿、纺织大王穆藕初，烟草大王简玉阶、简照南，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味精大王吴蕴初、橡胶大王吴南浦、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此外还有像近代著名佛教居士王一亭、聂云台都做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当时许多著名的资本家都是佛教的支持者。“30年代之前，上海总商会不但在沪举足轻重，而且在全国影响极大，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都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然而翻开其董事的名单，著名人物中，竟半数以上为佛教徒，或倾向佛教者。据此，称上海总商会为佛教后援会亦无不可。”

1930年代日本学者曾经这样评论：佛教慈善事业的主要开支还是依靠“上海一流的实业家、读书人、官吏”的遇事捐献，其中王一亭、施曾、关炯之、黄庆澜、简玉阶、周毓英、李云书等是中心人物，极端言之，佛教团体的维持、护持就是靠这极少数人。　而这些中国民族资本家之所以肯向佛教团体捐款，除了受到佛教因果思想、回向功德等宗教教义感召外，也与僧侣独身，佛教团体非一家一姓之私产有关。由于有体制上的保障，将钱交给佛教团体办慈善事业才比较“放心”。

在我国古代，佛教寺院由于组织制度上的优势，赢得官方与民众的信任，让佛寺承办各项社会慈善事业的事例很多，有些颇值得我们今人借鉴，下面本文便主要以宋代佛寺承办社会公益事业为例，讨论这一问题，意在抛砖引玉，请各位大德先进批评指正。

二、“守以僧，　给以田”：宋代佛寺的社会慈善事业经营模式

宋代佛教慈善事业十分发达，慈善已经成为宋代佛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朝廷甚至将进行慈善事业作为度僧和僧侣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积极参与赈济者，可发给度牒，《宋史？五行志一下》：遇到灾疫之年，各级官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再如，参与慈善事业成绩突出的僧人有国家奖励机制，宋代朝廷常常招募精通医药学的僧人来管理“安济坊”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宋史？食货志上》）。范祖禹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剳子》：“臣窃见四福利院条例，逐院每年特与僧一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至厚……亦乞详酌立定分数，每存活若干人即与剃度一名，如死损及若干人即减剃度一名。”（《范太史集》卷十四）宋代佛寺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成绩很大，本小节在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将基本运行情况作一个简单地概述；在第三小节再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