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藏》亦如是。《契丹藏》诞生于宋辽对峙之时，是依据流行于幽州地区的一种官写本大藏经刻造的。《契丹藏》刻成后，我们除知道它曾多次传入高丽外，不见其在中原及江南地区的传布。这可能与当时宋辽对峙的局势有关，这也使它成为一种比较孤立的版本，后来几乎被人遗忘，并散失殆尽，要不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发现，我们至今还难识其真面目。

应该说，在中国大藏经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雕刻于福州的两部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在这个边远的地区，因为地方割据势力闽王王审知笃信佛教，在福州造塔写经的偶然事件，留下了一种以《开元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这就为北宋后期福州东禅等觉院和开元寺先后刻藏创造了条件，也自此为中国佛教提供了一种新的大藏经版本。这种版本在南宋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客观形势下，直接影响了之后江浙地区私版大藏经的刻造。宋版《圆觉经》、《资福藏》，宋元版《碛砂藏》、元《普宁藏》及明初的《初刻南藏》都是福州版的延续，从而成为影响最大的一种大藏经体系。

在元朝世祖时代，曾下敕“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宋大藏圣教，名之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21]”。其目的是要为今后编刊大藏经提供一部权威性的目录，所谓“作永久之绳规，为方今之龟鉴”[22]。《至元录》在分类上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了《开元录·入藏录》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的编排体系，而改变为大乘经、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的编排系统。《至元录》编成后已是元世祖的晚年，世祖来不及据之雕造大藏经就去世了。元大德年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将其“刊入大藏”[23]，也就是续补刊入实际已完成的《碛砂藏》和《普宁藏》，由此造成对后世的影响。到明《永乐南藏》雕刻时，就据之改变了经籍的编排顺序，并第一次以正藏的内容将《至元录》收录藏中。之后的明清版大藏经均依《永乐南藏》的体例，从而形成了大藏经的又一个体系；但在经籍的内容方面则依然受到福州版的影响，使它们之间成为一种比较接近的版本。

通过上面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到，大藏经每种体系的形成，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都与当时某一地区与官方有关的某种官写本大藏经或大藏经目录有关，而依据这种官写本大藏经或受到如《至元录》这种奉敕编撰的大藏经目录影响而雕造的大藏经就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我的这种略显简单的分析只是一种个人的看法，请专家指正。

注文：

[1]徐时仪《金藏、高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渊源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2期18-31页。
[2]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870-918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3]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145-146页及153-156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4]《指要录》全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是宋初名僧惟白阅《开宝藏》而撰著的一部提要性著作。
[5]《指要录》卷8，《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768页。
[6]吕徵《宋刻蜀版藏经》，《吕徵佛学论著选集》卷3 1430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7]（辽）希麟《续一切經音义》序，《影印高丽大藏经》41册785-786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版。
[8]《山顶石浮图后记》，录文载《房山石经题记汇编》11-12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78年版。
[9]方广锠 《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240-2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5，《中华佛典集成》第9册155页，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11]文载《全唐文》825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8698页下。
[12]文载《全唐文》825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8692页下。
[13]此记云：“又，王审知泥金银万余金，作金银子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为轴，玉饰诸末，宝髹朱架，纳龙脑以灭蠹蟫”。转引自笔者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199页。
[14]《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
[15]《释氏稽古略续集》卷３，《大正藏》卷19　942页。
[16]《宋史》卷202“艺文志”序。《二十五史》第７册636－6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7] [18]（唐）神清撰《北山录》卷10，《大正藏》卷52。
[19]《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771页。
[20]（宋）文彦博《永福寺藏经经记》，文载《介休县志》卷9。
[21] [23]释克己《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179页。
[22]《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庆吉祥撰前言，《昭和法宝总目录》第２卷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