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藏》是辽王朝主持刻造的官版大藏经。这部大藏经为什么更具传统色彩，成为唐代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的翻刻，我以为有这样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① 主持《契丹藏》雕造的无碍大师诠晓，是在《开元释教录》“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的基础上，增补了“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也就是辽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的内容[7]，形成了《契丹藏》的主体部分。因此，《开元录·入藏录》的5048卷是《契丹藏》的基础。

② 在唐开元末年，《开元录》的作者智升奉敕亲自将一部官写本大藏经送到“幽府范阳府为石经本”[8]。这部由智升送来的官写本大藏经无疑是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这部官写本大藏经在幽州地区的流传，为200余年后的《契丹藏》的雕造提供了底本，使《契丹藏》成为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唐代官写本大藏经的再现。

上述两点是否是《契丹藏》成为唐代官写本大藏经翻刻的原因，我个人的看法是肯定的。正因为如此，使《契丹藏》、《房山石经》辽金刻部分与《开元录·入藏录》形成了较密切的关系。

《崇宁藏》开雕于北宋神宗年间(约1080)，其雕造地是福建福州的东禅等觉院。在如此边远的地区，远离中央政治中心，有条件或敢于以私版的形式雕造新版大藏经，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我认为，如方广锠教授在其著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引《全唐文》825卷所录黄瑫撰《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及《丈六金身碑》的材料就非常重要[9]。

唐朝末年，光州固始人王潮封福州观察，卒后其弟王审知代之，并以“征伐有功”被唐昭宗进封为瑯琊王，至五代又被梁朝封为闽王，遂成为福建地方政权的世袭统治者[10]。在王审知统治福建期间，为粉饰其政权，多处造塔并写大藏经藏之。这就是黄瑫碑论中记载的内容之一。

《丈六金身碑》云：
“我公为邦则忠孝于君亲，……牧人则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寿山，……其二曰报恩多宝定光，……其三其四曰大中神光，为军旅也，为人民也。缮经五藏，其二进于上，其三会于寿山、定光”[11]。
这些写本藏经，在《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中记载得更为具体，其云：
“我威武军节度使相府瑯琊王王公祀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诚，发大誓愿，于开元之寺建塔，建号寿山，仍辅以经藏。……其三年甲子，以大孝之诚，发大誓愿，于兹九仙山造塔，建号定光，仍辅以经藏。……其经也，帙十卷于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函，总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极剡藤之精，书工之妙，金轴锦带，以为之飾。天祐二年乙丑，……大陈法令，以藏其经，緇徒累千……[12]。

王审知在开元寺，在九仙山建塔，并以最精美的书工缮写大藏经藏之。这种由地方政权组织缮写的大藏经必是一种官写本大藏经，必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保护；同时，它的内容是5048卷541函，又可以肯定它是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从我们今天研究的角度看，唐末五代时在福州流传的这种备受关注的官写本大藏经，必是宋代在福州雕造《崇宁藏》时的底本。这种官写本大藏经所依据的目录，已不是完全意义的《开元录·入藏录》，而是加了千字文帙号，在内容方面也略有改动的《开元释教录略出》。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由地方统治者组织缮写的官写本大藏经的存在，以及在唐末五代时在闽地的流传，才有了北宋神宗年间《崇宁藏》在福州的雕造。可以想像，没有这种写本大藏经的存在，福州地方的官绅及东禅等觉院的僧人们是不可能雕造出一部《崇宁藏》的。

《崇宁藏》开刻之时，《开宝藏》已经经过两次增补，增补了北宋新译经、唐以前末入藏经及神宗熙宁六年（1073）前敕准入藏的经籍144帙，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崇宁藏》中得到反映，说明《崇宁藏》与《开宝藏》没有关系，完全是另起炉灶。福州东禅等觉院另起炉灶，刻了一部与《开宝藏》不同的新版大藏经，而且还要在基本刻成之后上奏朝廷以求正名，宋徽宗赐名曰“《崇宁万寿大藏》”。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福州地方流传着一部以《开元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这是福建地方的骄傲。这一点很重要，它还可以对为什么同是福州的另一所寺院开元寺，在同一时期又相继刻了另一部大藏《毘卢藏》，而且在内容上又与《崇宁藏》完全一致作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