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例举的这些情况，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参考。

①《金藏》、《高丽藏》与宋元明清诸版大藏有着一定的不同，这不仅反映在分卷上，经名上，译者的标注上，也反映在经文内容中。

②宋元版与明清版大藏经虽然可以划分为两个体系，其主要表现是在经籍的排列顺序上；如果从经文内容上说，它们比较接近。这说明，宋元以来的诸版大藏经都是在福州版大藏经的影响下一脉相承下来，它们的袓本就是肇始于《崇宁藏》的，在福州地方流传的以《开元释教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

③中国历代大藏经总的说可以区分出四个大体相近的类别。但这种类别的划分是相对的，只反映它们在总体上的某些差别，比如所据底本不同，版式不同，内容的某些差别等。但这种差别也只是一种版本上的差别，即大藏经在流传过程中，抄写形式的变化，抄写的错讹以及主持刻藏者的某些小的改动等，这些都不影响大藏经作为佛教经典总集的性质和它们其本相同的内容。

④在同一类型中的几种藏经版本，也不是一模一样，它们也有优有劣，比如《碛砂藏》与同时代或早或晚的大藏版本比较，它可能是差错和改动较多的一种版本。比如在《佛说阿弥陀经》卷上的一卷经中，碛单独出校就多达29条，就是说在29处，《碛砂藏》本发生了差错。比如“五五二页中五行一一字‘智’，碛无。”原文是“贤者拔智致”。诸本同，而《碛砂藏》作“拔致”。又如：“五五二页中一九行末字 ‘念’，碛作‘惟’”。原文是“佛坐息思念”，诸本同，而《碛砂藏》本作“佛坐息思惟”。而属于同一体系的其他藏经也有差错，只不过少一点。

三、汉文佛教大藏经几种体系形成的原因

历代大藏经体系的形成，大体上有如下几种原因，一是时代的原因，一是地区的原因，一是所据底本的不同。但归根到底还是与当时某一地区流行的一种与官方有关的官写本大藏经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述，《开宝藏》是北宋初年敕命在益州（成都）雕造的。为什么不在中原中央政权所在地，而要在远在西南边地的四川去雕造藏经呢？这与当时时代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五代短短的53年中，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改了五次国号。当时是以兵战为务，频繁的战争，使得中原的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而就文化说其境况更是可想而知，如《宋史·艺文志》载：

“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苦，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16]

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典籍的命运可能更惨。这就是为什么在宋太祖开宝年间敕命在成都书写金银字大藏经“数藏”[17]的原因，因为在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佛教的写本经籍可能已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之后又敕命在成都雕刻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原因。

《开宝藏》刻成后，经板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运抵京城开封，太宗命于太平兴国寺建印经院开始印藏。《开宝藏》作为一部官版大藏经，它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就是敕命在成都书写的金银字大藏经。这种官写本金银字大藏经有着自己的特点，也因此形成了《开宝藏》的版式风格和内容特色。从记载中知道，《开宝藏》曾“严饰天下寺舍”[18]，其影响在南方曾达到江浙地区，如《指要录》的作者就是在浙江金华山的智者禅寺阅《开宝藏》的[19]；向北曾传播于山西，介休的空王院、西京资圣院及永福寺等都曾收藏过《开宝藏》[20]。另据现存《开宝藏》本《大般若经》卷206等的卷末的墨记，晋南的福严净影寺（今青莲寺）僧在宋徽宗大观年间（1108年前后）请印过一部《开宝藏》。在金朝统治时期，晋南百姓很可能就是依据这个印本覆刻了《金藏》。《开宝藏》经板可能毁于宋金战争，现在除《赵城金藏》和《高丽藏》外，我们还不知道有哪部大藏经与《开宝藏》有直接的关系。《开宝藏》在中国的刻藏史上虽地位崇高，但影响并不是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