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长毛僧、香花僧，说是属于本地的僧侣。所谓本地的僧侣，我想是指的没有力量到对岸去受戒参学的人，其人数也依上述总计表的话，总计有324位。比外江僧来说是少了一点，但也不少。这些僧侣的工作，长毛僧已如《探访记》、《报告书》中所述，至于香花僧，李添春氏介绍说：「所谓香华僧者，本岛人僧侣，这一类的人，虽住寺庙，但基于寺院财政都被管理人掌控，出家人在衣食上也感到不自由的情况之下，无暇研钻佛教教理，只孜孜于为俗人祈祷引导，遂致如道士似的成为职业化。」[24][24]　依李氏的介绍，香华僧，也就是今日我们一般所说的经忏僧。也如《报告书》中所说：「只能在本岛依师僧读诵《禅门日诵》或《日课便蒙》之文，学习普通仪式的本地僧。」（页74）。虽说外江、本地，而实际上的差别，只是在于有否受戒而已。没有能传法授戒的道场，这在台湾佛教界而言，表示它未能完全独立，必须仰赖鼓山而生存，当然发展也受了影响。不过如此的情况，到了大正时期，出现了改观的环境。这是由于大正6年曹洞宗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成立；临济宗妙心寺派于大正7年也创办了镇南学林；净土宗也在大正8年4月，开设台南学堂于台南，对台湾僧侣实施宗门的教育（《报告书》页75）。这三所宗门学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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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虽有镇南学林合并于台湾佛教中学林，而且中学林也改制，逐渐成为以一般人民子弟为对象的学校，但其创校初期所发挥的功能，委实不能忽视。[25][25]　还有南瀛佛教会成立之后，在各地举办的讲习会，也是提升台湾佛教僧侣素质的要素之一，这些因素促使台湾所谓五大寺院，逐渐有能力应时举办传戒大会。这也就是说，在日本领台之前，台湾僧侣中稍具有知识身份者，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均是受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或是来自鼓山的，如法云寺的开山祖觉力师。虽然这类人数并不多，但在日本领台之后，由于他们经常与日本佛教界人士接触，进而合作，加上他们与鼓山的关系也似不错，以至于有能力在台湾当地传戒。兹依相关史料，将当时五大寺院传戒的年代及相关事宜，简述于下。二、朝向独立自主的台湾佛教(一)、台南开元寺：

大正6年（纪元1917）12月17日开授戒大会。[26][26]

大正8年（纪元1919）11月开四众戒大会。传戒大和尚：传芳和尚字清源，号布闻。（大正8年《开元寺同戒录》）

昭和9年（纪元1934）冬，开元寺落成授戒。（开元禅寺授戒会记录）台南开元禅寺去冬为弥勒殿及大讲堂等改备落成，所建七天传戒大法会。……12月16日（旧历11月10日）至24日（旧历18日）戒坛设在三宝殿后的法堂，堂中正面列传戒大和尚及羯磨阿阇黎、教授阿阇黎三大帐座，左右列尊证席位，下敷各戒子位的蒲团，坛前左边挂一片大红牌上面写的是法务时间及戒师芳名。……经普净书记点名，比丘三十一人、比丘尼八十三人、优婆塞三十人、优婆夷一百零六人、四众合计二百五十名，由专圆当家师及复妙知客师引率，送进禅堂交开堂师领入安定位次。……[27][27]慧云师〈大岗山龙湖庵万年簿序〉云：甲戌冬（纪元1934）台南开元寺落成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