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称义说否定了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既然人凭发自内心的信直接与上帝相沟通，教会这个媒介就成为多余，笼罩在教皇身上神圣的光环就被剥落，教皇不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也不再掌握天国大门的钥匙，不再是唯一解释《圣经》的人。凭着信仰，人人皆可为教士。“基督徒们中间，只有职位上的分别，并无其他不同。”（注：路德《致德意志贵族书》，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这样，在信仰面前，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这种平等以后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同时，在路德看来，教会的任务只是传道或在上帝面前祷告代求，这就剥夺了教会的一切特权，把人的获救与解放交给了人自己。

三、结论

“顿悟成佛”说否认了己身之外的外在权威的存在，否认了传统佛教对佛和经典的权威，使个体心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主体从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主体的存在高于一切。“因信称义”说同样否定了外在的权威，强调主体内心信仰的作用。虽然信仰的对象表面上是外在的，但信仰对象已从主体的位置下移下来，而变成客体，并且为信仰者服务。一旦信仰，便获救赎，信仰的主体成了决定一切的力量，这样，主体便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顿悟成佛”说使繁琐的仪规和经典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使佛教简易化，适应了广大平民及受压迫者的要求。因此，平民化、大众化是它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样，“因信称义”说也使善功、苦行等外在的东西失去价值，内心的信仰高于一切，教会及其教规化为乌有。凡有信仰，一切皆皆教士。同样使基督教平民化、大众化。

“顿悟成佛”说强调了一旦彻悟，己身是佛。佛与众生，只有悟与迷的差别，这使佛教内部的不平等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种素朴的平等观反映了广大平民的愿望，深受平民阶层欢迎。“因信称义”说否定了教会的特权，恢复了《圣经》的权威，强调在信仰面前一律平等。这既是对基督教早期素朴的平等观的恢复，又是基督教适应新的阶级的要求的结果，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平等的愿望。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唐代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禅宗的“顿悟成佛”说不可能使佛教走向近代化，它的平等是素朴的，是小生产者的平等观；它的身心解放只是个体要求反归自然的一种愿望，是反抗压迫的原始反映，它并没有提出要求以变革造成这些束缚的真正根源。而“因信称义”说的提出是在文艺复兴已经兴起，它强调主体人的价值，实际上是人本主义的反映。它也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要求维护国家利益，以维护其自身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从他们的理论方面来看，……使旧的神学观以适应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注：《马恩全集》第21卷第545-546页。）

从哲学上看，无论是“顿悟成佛”说，还是“因信称义”说，两者都夸大个体心性的作用，因而是唯心主义，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都是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