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的佛教革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他推翻了佛祖的权威，打破了外在的偶像崇拜。在此之前，佛祖有着神圣的地位，人们顶礼膜拜。而惠能在叫人们选择成佛道路时，只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就可成佛，从而把人抬高到佛一样的地位，或者说把佛降低到人的地位。临济义玄说：“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丹霞天然禅师更是为了取暖而烧木佛。这实际上是打破了佛教内部原来的不平等现象，反映了下层僧侣和普通平民要求平等的愿望。

其次，动摇了佛教经典的神圣地位。佛教东传，历代译经浩如烟海，文字艰深晦涩，把人们局囿于繁琐的章句考证和义理的研究，限制了佛教的发展。而惠能创立的禅宗强调“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反对向传统的经典学习，从而把人们从繁琐的经疏中解脱出来。《坛经》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任何经典都不具有神圣性，都可以变成为我所用的工具。

再次，反对累世苦修，主张“平常心是佛”。惠能之后的禅宗摒弃了繁琐的宗教仪式，反对苦修，主张在平静如常的世俗生活中寻求解脱。《坛经》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清净，即是西方。”这一切使禅宗变成了一种简易化、平民化的宗教，使禅宗人间化、世俗化。

因此，“从佛教和佛学的发展看，禅宗的兴起，也是对佛学的繁琐哲学的一种否定。”（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59页。）惠能创立的禅宗，实际上是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强调主体“人”的作用，尊重个人，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这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对于其后的中国思想，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一）思想渊源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因信称义”说，主要导源于《圣经》的“因信称义”和奥古斯丁的“预定论”。

《圣经》中的“因信称义”说集中体现于《新约·罗马书》，在该篇第一章中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强调对福音书的信靠。在该篇第三章中更强调了“信靠耶稣乃是称义”的思想，书中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在该书第四章中说亚伯拉罕是因信而得义的表样，书中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该书第五章说耶稣是因信称义的中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该书第九章更强调了信仰的重要：“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对马丁·路德“因信称义”说形成产生另一重要影响的是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的前提是上帝全知全能，他反复强调，人唯有得到上帝的恩惠才能得到拯救，除了上帝以外，没有谁能正义地行动，一切都是上帝预定的。“那一部分得到上帝允许，蒙赦免、被复生、承受上帝之国的人怎样才能得救呢？他们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吗？自然不能。人既灭亡了，那么除了从灭亡中被救出来以外，他还能行什么善呢？他能靠意志自行决定行什么善吗？我再说不能。事实上，正因为人滥用自由意志，才使自己和自由意志一起毁坏了。”（注：奥古斯丁：《教义手册》，见《西方哲学原则选读》上第220页。）

因此，如果说在人性中还有什么自由意志的话，那就是失去了从善的自由，而只有作恶的自由。人的拯救要靠上帝赐予人信仰的意愿，使人对基督怀着盼望和爱心。有了这种信仰，上帝再通过基督赐给人以恩典，使人成为义人。上帝的恩典解放人的意志，使意志具有从善而不是从恶的自由。然而，上帝的救恩并不施予一切人，只给上帝拣选的人。这种拣选不以被选者身上的任何东西作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被选者对于自己是否被上帝拣选完全是被动的，自己的功与过完全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