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对佛教批评方面的贡献

《人海灯》编辑部一直有个信念，对于一些歪曲佛教基本理念的思想和行为，应该加以纠正。因此，在《人海灯》复刊之初，编辑们就取得了一些共识，寄尘、通一、大平、大公等人抱着这种态度，对于当时佛教界中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批评。虽然有时在语气与态度上有些偏激，但其护教的热忱为广大教内外读者所谅解。在办刊一段时间后，这种偏激的态度也有所改善。1934年第1卷第11期发表了束初的《东西文化思想的清算》，第15期发表了守志的《由盲从的信仰说到惑乱佛教的机关》，都是针对时弊发出的评论。1935年第二卷第三第四期《人海灯》合刊增加了批评的力度，特地出版了一个批评专号，对于佛教思想、言论、著作、人物、地方佛教等都有过极其精透的批评。

第三是对佛教学理和护教方面的贡献

对于佛教学理的研究和宣传，一直是《人海灯》所贯穿始终的，如1卷第14期窥谛的《俱舍论的题前大意》等；此外，杂志还重视对佛经的讲解，如连续几期发表《金刚经讲录》等。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人海灯》也敢于提出来，以期引起大家的讨论，如第二卷13期发表了悦西的《诸佛真不断性恶吗》，若春的《四十二章藏本与流通本辨异论》等。在护教方面，对于社会上少数排斥佛教，欺逼僧人的事件，敢于揭发和批判。如果我们细细翻阅这几年的《人海灯》杂志，就可以看见不少护教的言论，如1934年第1卷第8期通一的《庙产与学殆将死灰复燃耶》，第15期通一的《再谈儿童杂志反佛文字》，守志的《由盲从的信仰说到惑乱佛教的机关》，通一的《驳“解决中日佛教百年大计”》等。

《人海灯》杂志还有许多特点，比如它出版的专号，也就很有特色。所谓专号，就某一个特定的内容，组织一批比较有分量、针对性很强的文章，集中说明一个中心思想。这种专号实际上就是一本专题文集，系统而又慎密，广博而又专门，深为读者所欢迎。在民国时期的各种佛学杂志中，《人海灯》的专号是最有的特色的，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1934年《人海灯》杂志第一卷第5期出版了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号，发表了6篇重要文章，阐述了佛诞生的历史考证、佛陀的社会主义、佛教的平等主义、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释迦牟尼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