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居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写下《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书神宗，回顾了宋兴百余年的历史，尖锐揭示了“民不富”、“国不强”的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强调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东府”以居执政。王安石始终把财政问题视为首要问题，主张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并把富豪兼并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以增加国用。针对时弊，制定了一系列新法，自这年七月起陆续颁行。史家所称的“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正式揭开帷幕。

事实证明，这场变法使积贫积弱的宋王朝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叶适《水心集》：“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之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于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数倍……”。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岁入达六千余万；社会生产力得以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然而，王安石的变法并非一帆风顺，几乎每一项新法的出台，都遭到来自皇室内宫和上层贵族的激烈反对。
有一次，神宗同弟弟嘉王赵頵一起玩击球的游戏，神宗约以玉带为赌注，嘉王却说：“我若胜了，不求玉带，只求废除青苗、免役法。”神宗默然。想必游戏至此也不欢而散。

又一次，曹太后和高太后哭着对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啊！”神宗见祖母和母亲如此伤心，十分内疚。偏在这时，岐王赵颢从旁劝说：“皇兄应该遵从太后的懿旨，新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神宗心烦意乱，恼羞成怒道：“是我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当皇帝好了！”岐王诚惶诚恐，痛哭失声……神宗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压力，内心的烦躁、焦虑可想而知。王安石的心情同样是复杂矛盾的，激烈的争斗使他感到心力疲惫。他多次提出辞呈，被神宗挽留。熙宁五年，王安石于东府写下了倦于政治、向往江湖的《壬子偶题》：黄尘投老倦匆匆，故绕盆池种水红。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橹声中。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王安石初参大政，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宫城），请使出居于外。”太后闻之大怒，告诉神宗“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章辟光扬言 “王参政教我上此书……”。

神宗令有司治章辟光离间之罪,王安石极力援救章辟光，说他无罪,结果法吏审讯未获批准。这无疑使两宫和二王痛恨王安石。林希《野史》记载：熙宁六年正月上元夕，王安石从御驾至宣德门，将入，亲事官攒骨朵止之，马势不止。大阉张茂则叱止之，遂目亲事官执其驭者而殴之。驭者辩以“相公马有何不可？”茂则曰：“相公亦人臣，得无为王莽者乎？”大阉张茂则是曹太后的亲信。从“宣德门事件”可看到王安石与后宫关系的紧张程度。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的父亲、国丈向经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国舅爷曹佾受到违犯市易法的指控。他们自然十分仇视王安石。以两宫太后、皇后和亲王为首的皇室内宫与外戚大臣联合起来，众口一词，极力毁谤新法。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下大旱。保守派硬把自然灾害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说是变法触怒了老天爷。后宫、亲王和外戚趁机对东府执政官群起而攻之，终至王安石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