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至目前为止，教育部都还不承认任何佛学院的毕业文凭，这固然是佛学院无法交出令人满意的学术成绩单，无法栽培出优秀的学术人材的重要原因，但是台湾的功利主义社会，不重视宗教精神层面的教育与栽培，更是主要的原因。虽然社会上对佛学有兴趣的青年颇多，但想读佛学院的则屈指可数，主要的原因还是文凭不被承认、就业没有出路，现实的考虑使年轻人裹足不前，即使不少佛学院提供奖学津贴甚至高于国立大学的研究生，但是来报考的人数还是甚为有限，平均素质也都不高。

近年以来，知识分子信佛的比率已大幅度提升，各大专院校皆有佛学社团，社会上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以在家身份创办佛学讲座、或兴办道场、或办理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僧侣之中获得国内外博硕士学位的为数不少，例如香光尼僧团就以拥有教内「最高平均学历」著称。目前，一座寺院当中好几位大学学历的出家人是很常见的事，不像二十年前，大学生出家是「稀有难得」、轰动社会的事情。不过，这其实是台湾整体教育普及化的一种反映罢了。虽然出家僧侣当中不乏博硕士学历，但这些人往往学非所用，对于佛教的发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仍有待观察。

四、缺乏因应现代社会思潮的能力

现代化的社会复杂而多变，习惯了山门中暮鼓晨钟的宁静单调，在环境的隔离之下，出家僧侣普遍变得闭塞、保守、偏狭、迟滞，无法因应现代思潮，要有突破性的变革，当然是极其困难的。师长、院长长年肩负起琐碎的寺院庶务，难有恢弘的视野与宽阔的心量，与下一代之间产生代沟，也实在是无奈而可同情的。不过，现在也有不少佛学院院长是留日、留美归国的，在办学上，也就倾向于欧美的文献学研究方式，着重于直接研读原典与梵巴藏文的学习，例如中华佛学研究所、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即是。

但是，不论是固守中国传统专研一经一论的研究方式，还是现代欧美的文献学研究方式，终究还是佛教或佛教学「内部」的事，与现代社会学术思潮缺少交流，与外在社会环境没有多大关系，使得佛法学术研究缺乏「契理又契机」的时代意义，面对时代的变化，显得「捉襟见肘」，这是佛学院教育的最大隐忧。毕竟，要契理又契机，就必须了解时代；要了解时代，就必须走出山门、与外界对话；就算不走出去，社会思潮也终将会冲击「生苔的」佛门。但是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反应，不但必须具备透达的佛法，还要有不被境转、不被人惑的清明，要有大无畏的勇气，以及洞悉世情的敏锐与慈悲，这对于普遍变得闭塞、保守、偏狭、迟滞的佛门僧侣，的确是不太容易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