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觉此一“先识道后居山”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于处理隐世潜修与入世修行相互关系的态度，亦即，修行之关键不在于孤栖远遁，而在于开悟识道，不识道，山中亦喧，识道开悟，人间亦寂，因此，学佛修行，大可不必远离人间，能做到“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警色。”（《广弘明集》卷二十四）才算是一等功夫，上乘法门。

禅宗后人基本上是沿着慧能的路线走的，如神会就不止一次地指出：“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不动意念而超彼岸，不舍生死而证泥洹。”（《荷泽神会掸师语录》）大珠慧海也一再强调“非离世间而求解脱”；（《大珠禅师语录》）黄檗希运掸师则更视世间与出世、众生与诸佛“元同一体”，进一步把世间与出世间打成一片。

二

近代的佛教改革，就其思想要点说，大致有二，一是强调入世，二是注重人生。

所谓强调入世者，则提倡出世法与世间法的融通，反对把出家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太虚法师就说：所谓菩萨，虽是出凡入圣的超人，但绝非是远离尘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入世度生不离人间，……若离人间而谈大乘佛教者，直魔事耳，或仍不出外道二乘也。”（《法舫：《人间佛教史观》）“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识此意，任何经论皆可读也。”（引自胡朴安《大虚大师不可及》）他谆谆告诫学人、信众：佛法并非是隐遁清闲的享受，也不是教人不做事的，而是应该对国家、对社会知恩报恩，故每个人都应当做正当的事业。例如，在自由社会里，可从事农工、医药、教育、艺术等，在和平时期，则可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等，以这些作为成佛之因行。在《复兴中国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他还号召举凡欲实行菩萨行者，都应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出家者可以参加诸如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者则可以服务于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等，使国家、社会、民众都能得到利益。

总之，主张既出世，又入世，提倡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强调随顺世间、利乐有情，把“利他”、“济世”作为学佛的根本，这是近、现代“人间佛教”的一大特色。这种“人间佛教”思想，后来得到整个中国佛教界的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陆佛教界提出的口号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把实现四化、建设祖国作为佛教徒们的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台湾佛教界也大力提倡“人间佛教”，使世俗化、人间化的“人间佛教”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的主流。

近现代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逐渐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倡导近现代人间佛教的大虚法师在《佛陀学纲》中就说：“现在讲佛法，应当观察民族心理特点在何处，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把这两种看清，才能够把人心所流行的活的佛教显扬出来。现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问题，……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昌明佛学，建设佛学，引人到佛学光明之路，由人生发达到佛。小乘佛法，离开世间，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在《救僧运动》一文中，太虚还明确指出：近代思想，以人为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为本，或以圣人之道为本。

一般人多认为，佛教是非人生的，大虚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大乘佛法就其“本义”说，是“发达人生的”“发达生命的完满生活的”，是一种“究竟的人生观”。太虚十分反对把佛教变成一种故弄玄虚的工具，而主张佛教应是为化导人世的实际生活而设的，任何一个学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不了解现实生活，即使他读尽千经万论，也无异于“卖椟还珠”。基于这种思想，太虚认为，学佛应该先从做人开始。

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于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做不好，怎么还能去学超起凡入圣的佛陀呢？！（详见《佛陀学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这些说法语言平实，但意蕴深刻，它把传统佛教那种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即的佛教，直接植根于人生，直接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改变了过去的佛教与人生脱节，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认识到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做成一个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后再逐步向上，便可以“增进成佛”、“进化成佛”。他有一个著名的偈句，叫“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圆，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可以说是对近代以人为本的人生佛教的一个生动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