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不仅对于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还记得人间的佛陀吗？当他逃离王室，放弃权力与富贵之时，包纳他那颗心的，是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这种对众生的悲悯与爱，就是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号称尊大乘的中国佛教，其实千百年来，却多落于空谈却使人难以体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众生成为无可实现的一纸空言。

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的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谭嗣同的彗星之路，并不在于他短暂的三十三岁的生命，更令人惊叹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进入佛学之殿堂。1896年，谭嗣同三十一岁，这年春于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同年夏，在南京认识著名近代佛学家杨文会居士，从杨文会学佛。谭嗣同曾说道：“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

谭嗣同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才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谭嗣同学佛时间虽晚，然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虽然从杨文会学佛，总计不会一年有余，而能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杨文会弟子，一代佛学宗师欧阳渐在回忆其师的文章中，列举杨文会门下有大成就的佛学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谭嗣同：“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