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僧团经济生活的忙碌和执事眼光局限的问题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僧团经济生活的忙碌和执事眼光局限的问题。

在传统僧团之中，在印度是靠托钵乞食维生。印度有这样的社会风气，一般人愿意供养修道人饮食，而修道人沙门的生活，不但是佛教，其实一般宗教的沙门也是这样，当时有个共识就是他们绝对不自己炊事。他每天就是托钵，一天只托钵一次。托到什么就吃什么，也不能拣择。这样有很多好处，一来折服自己的骄慢，因此现在有些佛教标榜自食其力，其实它根本违反佛法精神，因此佛法的戒律精神就是要让我们不可以自食其力、不可以自耕自食：它要我们当一个专业的宗教师。这不叫做所谓的「寄生虫」嘛。因你是一个宗教师，你的职责就是给众生心灵上的安慰，这就是一个宗教的心灵辅导师的基职责。 

你不要认为这叫做寄生虫，以儒家的价值观，也不认为一定要自耕自食，才不是寄生虫。孟子不是讲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可是后来受到儒家社会的主流影响，批评佛教的出家人是寄生虫，于是很多出家人为了撇清起见，往往强调自食其力。其实自食其力不符合原始佛教精神，它就是告诉我们要专一于法务，所以托钵的精神要我们去除骄慢，专一于法务。对众生如「眉毛拖地」，不拣贫富，托钵时人家供养到什么吃什么，不长养贪心，不积蓄财富。而且也需要在托钵过程中去了解基层的人民。对于众生的苦难、社会的脉动会有比较深刻的认知，也会比较知道要如何跟社会脉动结合，而对于社会做比较大的帮助。 

这一套生活制度到了中国没办法延续下去，因为中国根本认为乞食就是乞丐。所以认为以出家人既然这么有尊严的身份，不应做这种事。于是基于那些皇室或皇宫贵族的好心，他们一般来讲愿意希望出家人，维持自炊自煮的生活。虽然不叫自食其力维持自己的经济生活，还是靠信众供养，但是已经慢慢养成自炊自煮的生活。

在过去的大陆，往往会有一些收入，这些收入都是靠田租。也就是过去的王宫贵族它可能捐了一笔土地给寺院，寺院就靠收田租维生。但是我们知道等到土底改革之后，根本就不能再维持这样的生活了，佃农跟寺院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变得很紧张。 

再来就是中国儒家「厚葬久丧」的儒家文化也是主流一直流传下来的。于是本来在佛家来看，死亡是一个很庄严的过程，宗教师也应该引领家属，让死者得到安慰，让生者也得到安慰，这是宗教师责无旁贷的职责。但是不应该是非常麻烦、非常繁文缛节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国，因为厚葬久丧的文化，慢慢导致佛教在中国很独特的经忏文化。 

因此社会盛行这种讼经拜忏的仪式文化，导致出家众要为死人疲于奔命。为死人疲于奔命已经不见得只是宗教上的意义，也变成很世俗化的意义。比如说，中国人好面子要热闹，要让左邻右舍知道他办丧事办的很风光，于是要出家人来。而出家人中，有些不太有自省力的一些人，可能只是为了要配合丧家的胃口，于是发展出很繁复的、很热闹的唱腔唱调，结果反而导致佛教原本严肃庄严的梵呗，就在这样的风格中失去了。如此一来，许多法器加进来了，变得非常热闹，非常复杂；并且佛事变得日益繁多，屈指一算，例如一个人的丧葬法事，从他倒毙开始，到入殓、出殡，还有从头七到满七就有十天次要应付，加上对年和三年各一次就有十二天次好忙。每一次如果丧家，希望热闹一点，有多一些师父过来，你就可以想：为一个死人就可以忙十二天次，如果是六个人就要忙七十多天，这还是最最保守的算法呢。

这个丧葬法事，因为当市场的需索，是如此之高的时候，热供求失调，当然诵经的费用，就节节升高。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嘛，无形中这个市场就炙手可热。可是确耗费出家人的心力，也非常庞大。因此，中国佛教到后来在大陆上，曾经长期衰败过。而在台湾的十数年前，也因此呈现非常大的衰败。讽刺的是，世人一面要求僧尼如何如何使其丧葬场面热闹、有面子，另一方面，让世俗人很看不起，也就在这个问题上。但这也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怪现象，很难转变这种不好的丧葬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