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七八年出家。在此之前，参加过一九七七年台湾南部佛光山举办的「大专佛学夏令营」，那个时候我才大二，算是正式接触佛法，也正式接触出家人。正式接触的印象，会跟自己在一个非宗教的传统社会里所看到的完全不同。所谓「完全不同」是：自己对出家人已经有个定形的想法，认为出家人应该是很失意的，必然是因为失恋，才在「空门」中找寻生命出路的；或者是很有挫折感、很消极、很颓废的，是因「看破红尘」而遁世的。可是去到山上，看到那些出家人，我不免感到耳目一新：她们个个能言善道，又非常和善，非常进取、乐观，那种与想象迥然不同的观感很冲击自己，所以也就比较愿意先放下成见，听听她们到底在讲些什么—老实说，原来的心情只是去渡假而已。

在这样听闻佛法的过程中，才感受到：佛学的领域确实是浩瀚如海，智慧深广的，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烧香拜拜、求签掷筊这类的民俗行为。可见得我们的传统教育在训练青少年与知识份子时，业已在做宗教偏见的「洗脑」工夫；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假使没有特殊因缘在私下接触不同的宗教讯息，我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就承袭这些传统的偏见，于是对宗教的强烈歧视，会不知不觉烙印成我们的心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出家以后会极力投入「护教」运动的主要原因—我感觉到：如果我们对宗教师或某个宗教的领域有了偏见，这时候，纵使这个宗教的领域有很多人生智慧，我们也会因轻慢其宗教师的缘故，而不屑作深入了解，不屑于听取这些对自己有所助益的智慧；这样，对使令众生从佛法中受益的弘法功能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妨碍。

我满怀着理想出家，愿意作一个专职的宗教师。那时我并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我的成长背景一直是很顺利的。父母有四个女儿，我是老二，父亲最疼爱的就是我，他几乎已跟所有的朋友说，他老了最期望跟我共住。父亲原在缅甸经商，非常有钱，民国一九六五年，为了回到台湾，他放弃了所有的财产—那时缅甸施行社会主义而又涌起排华风潮，所以他要回到台湾，就必须要在居留而拥有财产或移民而放弃财产之间作一选择。在这种排华运动压力之下，他宁愿放弃财产，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那时候外汇管制甚严，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破釜沉舟，回来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