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之文中称他“五月四日到新竹青草湖”，他指的是夏历，因为“法难事件”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也正是他写的是五月初四。

“教难事件”很快得到解决，道老回到台北。九月间，他到中坜圆光寺讲《金刚经》，十二月到基隆宝明寺讲《金刚经》，同时打念佛七。翌年，他生了一场病。他本来身体单弱，这一次的病来势凶猛，昏迷三日，几至不起。幸而调护得宜，逐渐痊愈。出院后到基隆宝明寺静养，以此因缘，得到宝明寺修果、仁光师徒之助，筹划在八堵桥头的正道山创建海会寺。以后三年之间，他一方面在十普寺讲经，一方面忙于兴建海会寺。一九五二年正月，海会寺大殿完工，他由十普寺移锡八堵的海会寺。一九五三年，海会寺添建观音殿；一九五五年，增建“三学堂”。以后逐渐增建，以至规模完备。

一九五二年，台南大仙寺传戒──这是台湾光复后第一次传戒，意义非常重大。所请的三师七证，皆是佛门大德，一时之选，如得戒阿阇黎是开参老和尚，他是大仙寺的方丈。说戒阿阇黎是智光老和尚，前镇江焦山定慧寺的方丈。羯磨阿阇黎是太沧老和尚，前镇江金山江天寺方丈。而教授阿阇黎就是道源老和尚。至于尊证阿阇黎，则有前常州天宁寺方丈证莲老和尚，前泰州光孝寺方丈南亭法师，台南开元寺方丈印明法师，台南竹溪寺方丈眼净老和尚，以及前上海接引寺住持悟明法师等，开堂大和尚则是白圣法师。

道老在台湾光复后首次传戒中，担任教授阿阇黎。以后，在他有生之年，台湾传过三十六次戒，除了白圣法师外，在戒坛上担任三师和尚次数最多的，就是道源老法师，计算下来，他担任过六次得戒和尚，两次羯磨，两次教授，一次尊证；传在家菩萨戒，他担任得戒和尚十二次。不过，到了老年之后，体力衰退，听力和视力都有障碍的时候，参加传戒，登坛说戒，反而成了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一九六五年，道老当选佛教会理事长。在任期内，曾率团出席在印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佛教徒友谊大会，也在台北召开世界佛教华僧大会。他率团赴印度开会时，曾朝礼圣迹，诸如鹿野苑（开会所在地）、菩提场、世尊涅槃处的沙罗树、灵鹫山、祇园精舍、那烂陀寺、尼连禅河、恒河等处。返台后曾应圆融尼师之聘，担任屏东东山寺佛学院院长，以此因缘，他常到屏东东山寺驻锡，为学僧授课。并以在屏东授课之便，到小琉球的灵山寺讲经。

一九七五年，道老年已七十六岁，是年为实现他培育僧材的夙愿，不顾衰老，在海会寺创办了“能仁佛学院”。首届学僧四十余人，包括国内及东南亚各地来的都有。他聘请戒德、真华、广元、显明等法师为教授，自己也亲自授课。真华法师在悼念道老的文章中，说到他办学的经过：

道老七十六岁那年，他自己创办能仁佛学院，为了培养僧材，除了每日亲自上课外，并请戒德、显明等法师讲学，我则被聘为挂名“教务主任”，且讲《唯识三十颂》及《广五蕴论》等。忆及此事，仍感到他老人家办学的苦心十分可佩。当时海会寺的设备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办学，住处不够，几个男众住在骨灰塔下；经济不足，每日喝冬瓜汤。我那时住在台北栖霞山庄，每周到八堵上课，有时需转两次车，坐车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还多，为了节省时间，就干脆乘坐计程车。当道老知道了这件事，就说：“真华法师，我可是个穷办学的啊，来回坐公车的车马费，我勉强可以供养得起，坐计程车来上课，我可没办法供养啊！”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准备要他老供养，他老却一定叫仁光一次送给我两百元的车马费，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的收下，不过，每一个月拿到仁光交给我的台币八百元后，待适当的机会我总是以供养老法师为理由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