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期待着，经过几代佛教思想家与学者的艰苦努力，代表着东西方最高水准的理性的对话与碰撞，当在人类思想史上迸射出最灿烂的光明。

人间佛教诸多品格蕴含的理性化、多元化两大特征正与现代社会趋同。理性化前已申论，多元化则表现为赞同人间佛教的各教团分别强调或突出诸多品格中的某一或多个方面。例如，仅从重事业看，就各有或重慈善事业、或重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的特色。但表面上，理性化与多元化应相辅相成。但研究不深，处理不好，两股推动佛教现代转型的合力就会互相抵消，陷入各执一面的偏激。就海峡两岸三地佛教现状来看，这两者关系并未较好地处理。主要表现为： 

1．把人间佛教理论浮泛化、庸俗化。有的仅抓住“人间”字眼，望文生义，对人间佛教理论体系缺乏基本了解，而“滥”谈，甚至冒充。有的把人间佛教的起点当做全部，自以为很“熟”，其实只在立足点一步停留不前。对此，学者强调人间佛教是“有关整体佛教正法思想的观念厘定”有一定必要，即以人间佛教的原则性纠正这类偏向。

 2．把人间佛教狭隘化。强调“正”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的一面指向与巫术相联的民俗信仰、指向附佛外道，这很有力。但其刃指向所谓“偏”的另一面也很锋利，容易引起误伤。在中国佛教史上，人们也屡屡看到以“正统”自居的门户化倾向。如果对此缺乏警觉，人间佛教理论旨在“由‘人’出发，浩浩荡荡地向菩萨、佛陀的境界前进”（ 印顺：《人间佛教要略》）的博大胸怀就被狭隘化了。

如何处理好理性化与多元化关系？首先应明确两者的不同作用。多元化主要为理论的发展、理性的提炼开辟广阔的道路。没有多元化，实践的道路非常狭窄，理性会被窒息或走向绝对主义。理性的提炼总结归根到底还依赖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历史遗传下来的思想资源。尽管多元化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却非核心所在。百花齐放可为理性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但理性化本身才是现代化的精神内核。过于强调多元化，容易陷入不承认正邪是非客观（排除诸执）上存在的相对主义。

明确了两者不同作用，进而具体处理好理性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归根到底依靠着东方理性的精髓--中道观。中道观的指引能避免落入逻辑理性的直线性与实用理性的模糊性两大陷阱，能避免走向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歧途。关于直线性，前文已略有说明。关于摆脱模糊性，即此而言主要是澄清一条界限，两方面区别对待。

一条界限就是，现代性是人间佛教的特质所在，同时现代化并不与传统绝然对立，传统宗教一般地即为现代宗教的前身。印顺的绝大部分著作，包括对佛教戒律的考证，基本上是对佛法的“现代化诠释”（参释清德：《回归“八敬法”真相：请看印顺导师当初怎么说？》，载《海潮音》第82卷第9期（2001年9月号），25页），他强调的正法，不是仅重日本式的严密可靠的历史考证，内在地更重视的是佛法中仍适用于现代的原则性， 而决不意味像学者所张扬的那样，是与传统彻底决裂。

两方面区别对待，就是对当代人间佛教的主流或核心人物而言，应多强调多元化或宽容精神。否则，表面上意在弘扬人间佛教，实际上严重缩小了人间佛教的普遍意义。对人间佛教非主流或随顺佛教革新的其他宗派而言，强调理性化或原则性更为必要。否则，人间佛教理论的指导价值就不能体现。 

当然，理性并非万能，其局限主要在于受感觉经验的制约（例如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西方在中世纪的研究已达到相当水准。这一关系处理不好，信仰与理性会背离，太虚所谓新僧与现代佛学院学僧这一现象尤普遍。而韦伯认为：“形形式式的合理化存在于中种各样的生活范围和文化区域中。如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突出其差别，就必须了解哪些方面已经合理化了，在什么方向上合理化了。”（《文明的历史脚步》，14页）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信仰与理性化的同步加强，只是历史的特例。因此，合理化的方向对宗教信仰有特殊的重要性）。不过，一部人类史同时也是理性的成长史。如果说，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千年间，在古希腊与中国，理性都开始觉醒，佛教理性也形成于这一时期（中经所谓千年黑暗），那么，约自公元16世纪开始，至今未完的又一个千年，可视为以现代化为标志的理性的又一个飞跃成长时期。东方佛教理性不但应在指导佛学研究、佛教教育、佛教制度建设、关怀社会等各方面显现，而且应通过与西方理性的对话，对人类文化重建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