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星云早年曾主编《人生》、《今日佛教》等多刊，大力宣扬人间佛教理念。1967年创建了著名的佛光山，后创办国际佛光会，致力于推广人间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以此为基地，向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弘传佛教，先后创设百余所寺院道场，设立佛学院校16所，所办高雄普门中学、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与美国西来大学等从幼稚园到高等教育的系统，更着重体现人间佛教教育思想--佛教界理应也为社会教育尽一份力。

圣严于1975年获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78年继承释东初遗命，任中华佛教文化馆馆长，兼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85年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在此基础上设立法鼓山文教基金会并任董事长、执行长，使该所办的《中华佛学学报》成为当代最具学术水准的佛学研究刊物之一。他大力宣传“心灵环保”、“人间净土”等理念，创办了法鼓大学，著有《戒律学纲要》、《世界佛教通史》、《比较宗教学》、《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等，共达40余种。

净慧师承释虚云，早年就认为，人间佛教思想“对社会主义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并因此遭批判。1959年虚云圆寂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形下，辑编《虚云和尚法汇续编》，于1962年付诸流通，并研读佛典不懈。1979年至北京，参与中国佛教协会工作。1981年起，先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专任编辑、主编，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而《法音》的宗旨之一就是“提倡人间佛教”。他主持了河北临济寺的修复与柏林寺的重建，创办了佛慈安养院、河北禅学研究所、河北省佛学院以及在全国影响很大的《禅》杂志。在此基础上，连续举办了九届生活禅夏令营，吸引与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著有《入禅之门》、《心经浅释》、《佛教的社会责任》等，主编了包括《佛法在世间》在内的《法音文库》等丛书。

应强调指出，参禅是人间佛教主要的修持途径之一。人间佛教第三代的三位代表人物均很重视禅修与禅学研究，星云所著《星云禅话》、《星云说偈》等流通量很大，圣严所著《禅的体验》、《禅与悟》、《禅门修证指要》、《禅的生活》等，乃其著作中的重要方面。净慧首倡“生活禅”，实际上是人间佛教禅宗化的体现。

同时，星云弘法欧美，圣严曾应邀赴美主持禅修活动，并任美国佛教会副会长。净慧多次出访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但由于语言直接交流与文化障碍，他们弘传的对象依然主要是华人，即如通过日本文化对西方有较深了解的圣严，也是“不懂英文而到了美国”（《圣严法师学思历程》，154页）。因此，尽管他们在向西方介绍佛教方面做出了成绩，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仍有待后人填补。进而，在前三代人间佛教代表人物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佛教理性传统，倾力展开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对话，意义重大。

首先，因为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就是理性化，就现代社会愈来愈多的人的根器而言，将偏重于通过理性思考作出信仰或倾向抉择，所以与过去相比，应更多地靠佛教理性才能说服他们，而东西方理性对话的深入将为此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对已倾向于佛教的人们，偏重靠佛教理性（般若智慧）求解脱或部分解脱烦恼的情形也将比以往更多。

其次，东方佛教理性内在地蕴含着与西方在新教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理性至少同样高的思辩能力，唯其在现代的展开远远不足，因而还未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识（马克斯·韦伯乃其中主要代表之一，但他在20世纪早期对佛教的误解不胜枚举。近80年来，国际佛学研究虽有进展，但特别对大乘佛教的误解仍深）。代表着东方思辩的最高水准的佛教理性如果不能振作，那么包括儒家理性在内的东方理性与西方的对话将难免软弱无力。因此，为东方理性打开生存与发展空间，进而谋求与西方理性的沟通，协力面对人类共同问题，当是第四、五代人间佛教思想家与学者的使命。 

最后，这是丰富与完善人间佛教现代品格的最广阔最有前景的理论生长点。因为毕竟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宗教的现代转型比东方先行一步，所以他们在转型过程中曾遇到的问题往往就是东方正遇到的问题，在佛教根本理性的指导下，恰当地借鉴其经验，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例如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西方在中世纪的研究已达到相当水准。这一关系处理得不好，信仰与理性会背离，太虚所谓新僧与现代佛学院学僧中这一现象尤普遍。而韦伯认为：“形形式式的合理化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生活范围和文化区域中。如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突出其差别，就必须了解哪些方面已合理化了，在什么方向上合理化了。”（《文明的历史脚步》，14页）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信仰与理性化的同步加强，只是历史的特例。因此，合理化的方向对宗教信仰有特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