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家佛教团体的兴起 

近代在家佛教的兴起，均不再只是参与佛教的信仰活动，因身为居士，对于护教弘法的时代使命，已有责无旁贷的深刻体会，于是居士与出家众携手合作，相辅相成，共同为佛教的发展而打拼。近代佛教在居士的参与下，一改社会对于佛教的刻板印象，加速了佛教复兴的步伐，特别是在佛学研究、佛书出版和佛教社团组织等三个方面的发展上。有些学者认为，民初居士佛教的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当时庙产兴学思潮的影响。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尽管僧团中保守派与改革派不同，但他们都面临一木难支的窘境，另觅援军似乎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以保守派来说，其发现护法必赖居士，因寺产被陆续侵夺，在经济短缺之下，不能不无依于居士。其次，当政治保护不再，国主难依，法事难立，也只有假居士之手，游走政治之间，方能自保自存。再以改革派的立场而言，当其背离传统，失去丛林支持时，经费自无所出，如果要使改革持续下去，也只有动员居士力量。因此，在这种契机下，居士地位扶摇直上，同时也带动了居士佛教的极大发展。

陈荣捷亦认为，民国以来有不少居士籍着本身的政治与知识优势，不仅领导佛教界，也鼎力支持佛教活动。他们提倡佛教思想，并且完成了大部分佛教的活动计划，甚至于主持法事、登台讲经。这些原本只限于僧侣圈内的传统，在民初终于被居士打破了。佛教重心在此时开始由寺院向民间转移，出家僧侣的许多专职领域也逐渐由僧侣与居士共同主导。此时，组织居士佛教团体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佛教思想环境已基本形成。

1914年，张克诚居士于北京创建“佛化社”，为近代居士念佛团体的最早形式。1918年，沈惺叔、周舜卿、王一亭等工商界著名居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世界第一间居士林“上海佛教居士林”。1921年，为扩大影响，更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1923年，又于觉园设立“上海佛教净业社”作为居士林的念佛专修道场。1926年起，居士林扩大规模，设立讲经、皈戒、出版、文化、图书、利生、祈祷、荼毗、禅定、研究部等，组织逐渐完善。在上海居士林的带动下各地纷纷仿效建立居士林，比较著名的如“华北居士林”、“湖南居士林”等。

根据邓子美先生的考查，五四运动之后，民间社团加速林立，佛教社团组织亦空前繁荣，遍布全国。这些团体大致可分为四类：（1）各寺院之间的协调与联络组织。基本上是中华佛教会的分会、支部等机构，大致上由僧人主持，以寺院为依托，旨在维护佛教利益；（2）讲经会与佛学研究团体。此类团体的普遍建立，终使僧人走出寺院，面向社会群众讲经说法，同时也开启了居士讲经的风气，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3）居士修行与弘法团体。包括各地的居士林、功德林、净业社、念佛会以及莲社等，成为佛教与近代工商业阶层结合的基础，是佛教革新的后援；（4）救济与慈善团体。其中有佛教独办也有与其他团体或个人合办，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中，发挥了佛教慈悲济世的伟大精神。以上除第一类组织由僧人主导外，其余几乎都是由志趣相投的居士们所创立，居士佛教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由明朝到民国初年，经过数百年的孕育与发展，居士佛教的星星之火不仅仅在神州大地上绵延燃烧，逐渐形成有组织、有章程纪律的在家学佛团体；十九世纪末期，它也随着商船和移民潮越过了浩瀚的南中国海，在新加坡蓬勃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