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家佛教的萌芽与发展 

自古以来，佛教虽然以出家比丘僧为住持佛法的中心，但人数远远超过出家众的广大在家居士，在实践和弘扬佛法上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佛在世时，成千上万的在家佛弟子证得初、二、三果，大乘经典里面，比较有名的象：《维摩诘经》、《胜鬘经》、《华严经》以及《法华经》等经中的维摩诘居士﹑胜鬘夫人、善财童子、龙女等都是备受称道的居士模范，他們的地位在当时似乎远在作为僧伽象征的舍利弗等十大弟子之上，受到佛陀的称叹和广大僧众的景仰。后期印度的罗阅示、胜军论师、长寿婆罗门等居士，也是在家弟子中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传佛教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象支谦、萧衍、曹植、李通玄、庞蕴、耶律楚材、胤祯等大护法居士的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人大力护持正法，有些人悉心翻译经典，有些人已明心见性，有些甚至被视为菩萨化身，功业昭著，彪炳史册。所有这些居士的出现，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壮大和整体中国化的进程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即使如此，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居士组织架构或者居士佛教这个称呼的出现。就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在当时完全不构成“居士佛教”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概念，充其量只是一些个体的“佛教居士”而已。

就佛教本位的视角上观察，佛教居士作为佛教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有其特殊的发生与发展理路，居士与僧侣，作为佛教马车的两个巨轮，虽具有共同信仰，有共同的目标，但不同的身份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在佛法实践、弘扬及护持层面，表现出了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居士佛教”作为一個独立话题被提出，大约是在明朝時期。一方面因为宋代汉传佛教世俗化的转型和定位，以及僧侶在解释佛教与弘法方面比较沈默，客观上刺激了居士主体意识的觉醒（弘扬佛法和续佛慧命的工作，作为居士也有责任去承担）。另一方面，僧俗两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国王大臣对佛教的外护之功。可以说，没有他们在经济与政策上的支持，佛教便很难进行大范围的纵深传播。 

明朝时期，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有做过沙弥的经历，所以做了一系列整顿佛教的举措：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理僧籍、刻藏经（南藏）等等。但明朝中叶以后，朝廷为救饥而贩卖度牒，导致百弊丛生，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到了1425至1567年的百余年間，佛教人才奇缺，奄奄一息。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末的万历年间，才稍有复苏的气象。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僧侶人才如莲池、紫柏、憨山、藕益等大师的出現；再者，由于居士精英如身为国子监的殷士训、礼部尚书董元宰、右都御史王宇泰、以及李卓吾、曾凤仪、朱时恩、袁了凡等居士的空前活跃，给衰微的佛教注入新的希望。

清朝的彭际清所编写的《居士傳》，共計五十六卷，自三十七至五十三卷，为明代居士的传记，其中只有四人是万历以前的人，其他六十七人的正传及三十六人的附传，均属于万历年间至明朝亡国期间的人物。这些居士不但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佛教极大的支持，他们在佛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也特别突出。如李卓吾的《华严经合论》，曾凤仪的《楞严经宗通》、《楞伽经宗通》、《金刚经宗通》，钱谦益的《楞严经疏解蒙》，朱时恩的《佛祖纲目》以及王肯堂的《成唯识论证义》等数十位居士的论著数百卷被编收在《═ 字续藏》中。圣严法师曾说：“当时的中国佛教，既有了僧侶人才的辈出，也有了居士人才的陪衬，所谓红花绿叶。正因为有了许多杰出居士的护持三宝，僧侶佛教也显得非常活跃。” 

清代时期，儒、释思想融合的论调非常流行，儒家士大夫研究佛理者几乎成为一种风气。清王室采取寺院僧尼与社会隔离的政策，禁止京城寺院向民众说法，禁止妇人女子参拜寺院，除礼遇喇嘛教外，对其他宗派则多少采取压制的措施。这使得僧尼与现实社会逐步脱节，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日渐远离，直接导致了佛教寺院与僧尼地位的降低。到雍正皇帝时期，度牒试经录取核准僧尼的政策被朝廷废除，一时之间，泥沙俱下，僧尼素质明显滑落。朝廷为钳制思想而提倡儒佛合一及佛学考据之学，大批士大夫在此时趋向佛教。这种现象，或许是造成日后居士佛教成为清代佛教主流的主要原因。

到了晚清及民国时期，许多义学居士如杨仁山、梁启超、谭嗣同、梅光羲、章太炎、欧阳竟无、王恩洋、丁福保、王季同、蒋维乔、江味农等为保护和振兴佛教殚精竭力，同時在佛典整理、佛法诠释等方面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其中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和“祗洹精舍”在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祗洹精舍是近代中国佛教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学堂，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其课程除佛学外，兼授国文、英文等世学。蓝吉富教授曾说，祗洹精舍虽然不到两年即因经费等问题而停办，但它为现代佛教教育创造了一个新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杨仁山居士毕生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以其创办的金陵刻经处为中心不断发展，凡是流通佛教经纶、培育佛教人才、提升佛教研究之风气等事业，在在都成为民国初年佛教复兴之重要因素。近代佛教革新者太虚大师不无感慨地说：“祗洹精舍乃我国高等僧教育之始”。印顺导师也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三十多年前，就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olmes Welch也赞叹杨仁山居士是“中国佛教复兴之父”。以金陵刻经处为核心的杨仁山一系，不但成为复兴整体中国佛教、佛教僧教育以及佛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杨仁山居士圆寂后，其门下欧阳竟无居士和太虚大师二人更分别创办了“支那内学院”与“ 武昌佛学院”。形成宁汉两大佛教学府遥相呼应的声势，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上的两大巨擘，对当时佛教教育的发展具有启发和领导作用。尤其是当时的支那内学院囊括了象蔡元培、梁启超等在内的一流学者，至欧阳竟无居士去世时，在内院研究的学者前后达两百余人。中国近代僧俗两界的佛学研究方向，大有唯此两大巨擘马首是瞻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