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汉传佛教发展史上，“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此次学术研讨会数星期前，林长李木源居士提议我以在家佛教为探讨对象时，我感到有些茫然。在家佛教对我来说似近又远，虽然我接触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在家佛教团体已经八年了，但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僧本位的立场，所以，根本没有真正站在一个客观地、理性地、比较全面地立场上思考过在家佛教的历史与走向。

最近悉心查阅资料，感触颇为深刻。两年前，当代中国佛教界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济群法师在他的《居士佛教探究》中也感叹居士佛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大课题。而早在1996年，中国政府甚至把“居士佛教”列为全国高校十五科研计划学术项目之一，在全国哲学社会学规划办公室的主导下进行研究，并且有了《中国居士佛教史》的出版发行。当然，新加坡佛教虽然由中国和斯里兰卡等国传入入，但由于国情的不同，两国佛教在发展中各具特色也就在所难免。在此，我将以在家佛教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发展为探讨对象，分六个部分对此命题提出一些简单的看法：一、“居士”释义；二、在家佛教的萌芽与发展；三、在家佛教组织的兴起；四、在家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五、印顺导师在家佛教思想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运用与发展；六、对在家佛教应有的理性定位。

一、“居士”释义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如《礼记 ·玉藻篇》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中其实已经有了“居士”一词的出现。不过那时居士的含义是居家饱学、道德高尚、隐居不仕之人。当佛教传入时，梵语grha－pati，巴利语gaha－pati，音译为“迦罗越”或“伽罗越”，意译为长者、家主、家长。于是，汉译佛典就把“gaha－pati” 通俗地翻译为“居士”。这样，也使居士一词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慧远大师在《维摩义记》中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其实，在当时，居士主要的是指士大夫中修行佛法的一部分人而言。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文的特点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不断传播，所谓的"居士"，便成为既有财富，又信奉佛法的在家人士。

而在早期的佛教经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居士是与古印度的四种种姓有一定的联系。佛陀时代，它是指吠舍种姓阶级的豪富者，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如《佛说长阿含经》卷二十二记载：

……由此因缘，世间有婆罗门种，彼众生中，习种种业，以自营生，因是故，世间有居士种。彼众生中习诸技艺，以是生活，因是世间有首陀罗种。世间先有此释种出已，然后有沙门种。刹利种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是贪著也！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是贪著！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有刹利众中，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中，一向受苦。或婆罗门、居士、首陀罗，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刹利种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罗门，居士，首陀罗，身行善，口行善，身坏命终，一向受乐。

由此看来，居士一词在印度是指四种姓中的吠舍阶级，或有财有德者；在中国古代是指隐逸之士，这似乎都和学佛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便被赋予新的意趣，成为早期上层学佛人士的尊称。这些人由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在中国各朝历代推广护持佛法而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大部分因家产富有，故可予佛教以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持；因有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故能为佛教作政治上的保护；作为社会上层分子，他们大多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佛教教义的阐述和弘扬，因之而光大。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使佛教教义和旨要深入传播到全国各地。居士佛教除了卓有成效的护法功能，还突出体现在佛教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尤其通过他们对经典教义的阐述和新解，使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不断中国化，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在佛教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中，居士一词便渐渐变成了在家佛教信徒的通用称呼。不过中国传统的文人墨客也喜欢以居士一词作为他们的雅号，自称某某居士，如香山居士等，这与信佛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