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有载，中国佛教史中一位十分重要的高僧昙光为石城山开山祖师，正是他开启了石城山1600多年的佛教文化史。昙光于公元345后，在天乐岩下的两大天然石窟之一的隐岳洞中，栖山53年，享年110岁，成就圣果，圆寂后肉身三年不腐，其禅修年代比禅宗祖师达摩西来早150年。紧随昙光创寺的同时，高僧于法兰也来到石城，在南明山另一天然石窟中创立了元化寺。追随其后的有门徒于法开、于道邃和徒孙于法威、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等，组成石城元化寺僧团，加上新昌沃洲的以支遁、竺潜为师的两大僧团，兴起了作为佛教中国化标识的“般若学”研习高潮。此外，出于当时对般若性空的解释有不同流派，全国又产生了六家七宗之分，其中五家六宗代表人物均在剡东，这更奠定了新昌佛教在全国的历史地位，新昌成为全国的佛学中心之一已当之无愧。总之，六朝时期，新昌成为江南佛教圣地，留下了深厚的佛教文化财富。现大佛寺、千佛院、南岩寺等众多开放寺院，均为规范的佛教场所，使佛教文化得到了弘扬。
新昌大佛寺昙光尊者舍利塔（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提供）
新昌作为佛教之源，在《浙江通志稿浙江佛教肇始考》也可见一斑，据其记载：“浙江佛教究应以何人为始祖乎？历观书传记载，此则应推竺道潜、支道林、于法兰等六人，膺斯玄匠之选矣！而以道潜、道林、法兰、法开四师为讲义（大乘般若学）之祖，以僧光、昙酞二人为习禅（小乘）之祖。”而上述六人皆长期居于剡东，以石城山、沃洲山众多佛寺为据点，形成了江南早期佛学中心。
齐梁高僧30载凿大佛
两晋南北朝时期，新昌佛教盛行，寺院众多。两晋时期寺院建筑遗迹有南岩寺、东（左山+右卬）寺、沃洲小岭寺、新建寺（现兴善寺）、隐岳寺（大佛寺）、元化寺（千佛院）；南明时期的寺院遗迹有九峰寺、云居寺、天宫寺。最为宝贵的是大佛寺的弥勒大佛和千佛院的1000多尊小佛。
追溯其历史，公元486—516年，僧护、僧淑、僧佑三位高僧，前赴后继30年，在石城雕刻了稀世之作石窟弥勒大佛，素称“江南第一大佛”。而僧佑是由梁建安王从建康派来“专任像事”，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佛学家、佛像雕塑大师。他来到石城后，“事随因旧，功实创新”，在他的设计和指挥下，“铲入五丈，更施顶髻”，于516年完成了一座坐形五丈、立形十丈、庄严精美的巨形石窟弥勒佛像。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刘勰，为此而作了留存千古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称石城大佛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命世壮观，旷代鸿作”。范文澜、翦伯赞所著通史，都把大佛造像载入史册。而与此同时，485年，元化寺首建石窟，开始雕凿十方块共1040尊小佛坐像，高约20公分，通肩服饰，造型优雅纤巧。大佛寺和千佛岩毗邻而居，两处同时造像，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组成十方三世诸佛共同居住的“华严法界”。蔡元培先生的佛联“华严法界，现象南明”点出了石城奥秘。而大家任继愈，更把石城石窟与北方三大石窟并立，列为中国南、北四大石窟之一。
中国化佛教第一宗
陈太建七年（575),誉称东土释迦的智者大师多次莅临石城，并圆寂于石城弥勒大佛像前，开创了中国化佛教的第一宗——天台宗。事实上，大佛寺是佛教天台宗的圣地，也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圣地。公元804年，佛教天台宗东传日本后，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信佛僧徒之多，曾是日本佛教十二宗派之首，有一万五千座寺庙，800万佛教僧徒，影响深远。1200多年来，日本僧众不忘佛宗祖地，有多少佛教僧徒来新昌朝圣，已难翔实查考。自从田中首相首次访华，重开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门后，日方僧徒寻根访祖，几乎每年均来新昌礼拜大佛。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代高龄座主，先后远道赴新昌朝圣礼祭，这在中日佛教史上也是罕见的。
新昌大佛寺内景（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提供）
1600多年的历史岁月，石城山留下了众多题刻和联匾。如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摩崖题刻“面壁”和碑刻“南明山”二处；近代高僧弘一题刻“南无阿弥陀佛”等，铭刻在放生池边山岩上。历代题刻使石城山更富有文化底蕴，更彰显其魅力。建国初期，石城古刹和大佛得到了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等领导的关注，1961年，石城大佛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
最近十多年来，新昌大佛寺风景区的开发，秉承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传统，加上当代人的巧夺天工，造以石窟和摩崖为主的景点，累积了古、今艺术造诣一流的石窟造像群，堪称“越国敦煌”：气势恢弘的中国第一石窟卧佛，深入地下20米的七级飞瀑与多种摩崖石窟造像结合的般若谷，山是佛、佛是山的露天大佛，盘虎洞中的五百罗汉，20米高的摩崖“佛”字，无一不让各界人士和广大游客赏叹。
载着这份深厚的历史，带着这份浑厚的文化，佛城新昌披装着彩，正向着未来款步而去……
作者：黄梁英 编辑：闫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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