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加强宗教基础理论和宗教政策研究力度，广泛动员和组织大专院校专家学者从事紧迫和重大宗教现实问题的政策研究，适当时候在北京召开宗教慈善公益高层论坛，举办相关专题国际会议，开展宗教慈善公益事业跨国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证研究中国人慈善公益观念和慈善捐赠行为模式，开展佛教寺庙经济研究，为宗教慈善公益政策奠定理论基础。

六、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说明，中国社会已由基本生存、物质福利向精神健康、心理福利时代转型，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结构转型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疾病性质、疾病成因、疾病类型、疾病结构、疾病体系和疾病模式随之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国民精神心理健康议题“浮出水面”，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卫生政策议程优先领域，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福利制度建设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精神心理健康问题基本特征是精神心理障碍的成因和干预措施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取向，政治文化，种族和性别歧视一直左右精神疾病的定义和诊断。精神障碍是人脑功能发生障碍时在精神心理活动方面，例如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情感、意志、行为、智能、睡眠等表现的各种病理显现。因此临床上常见精神障碍类型繁多，如意识障碍，知觉障碍，注意障碍，记忆障碍、思维障碍，智力障碍，情感障碍，意志障碍，行为障碍，睡眠障碍，饮食障碍等，神经疾病、精神、心理障碍和行为障碍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精神心理健康成为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紧迫的精神心理健康需要为宗教社会服务大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精神心理障碍和行为障碍的界定角度与诊断标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社会建构色彩浓厚，例如人们对是否存在“精神病”一类疾病的争论从未间断，反映人类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不断深入，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健康照顾体系和精神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结构性变迁规律，如由生理疾病为主疾病模式向以精神和心理障碍为主疾病模式的战略升级已成为国际惯例，生理疾病和病理生理学研究范围清晰明确，固定有限，精神障碍和心理障碍范围日益扩大，传统疯人院的管理从属于社会管制的特别紧急措施转变为医学性质和治疗目标，精神病院的管理方式由强制性、封闭性、禁闭性转变为非强制性治疗、开放性机构和社区精神健康服务，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分开，难治愈的与可治愈的分开，有暴力倾向的病人与温顺的病人分开，整洁的与不洁的病人分开，精神与意志的分离，精神病与神经症的分离，人类精神障碍分类诊断和治疗体系发生诸多结构性变迁，反映精神心理健康学科视角从精神病学到精神医学，精神健康领域的诸多核心概念从模糊不清到明确清晰，精神健康对象从少数人到全体公民。如美国建立重大灾害及危机国家心理卫生服务系统，精神心理健康服务处于优先领域。

简言之，医学模式尤其是精神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全民性、终生性、隐蔽性和内伤性特征，为宗教团体尤其是佛教团体积极参与精神心理健康服务营造适宜环境，奠定坚实社会基础。因为精神心理健康状况与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二者相互依赖，精神心理障碍需要用精神心理手段予以解决，心灵深处和精神世界迫切需要宗教灵修生活。

目前中国宗教政策与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处于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之下，社会结构转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高风险社会，医学模式结构转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大政方针，宗教团体精英内部积极回应社会需要，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福传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均有声有色，异常活跃，宗教社会服务与佛教慈善公益事业欣欣向荣，面临前所未有战略机遇。人间佛教、关注现实、慈悲为怀、尊重生命、社会关怀理论和中国佛教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导致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面临难得历史机遇和更加有利社会条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佛教慈善公益服务政策框架与佛教社会服务体系，建立全国性和地区性佛教慈善基金会和佛教社会服务，培养宗教与佛教社会服务专业人才，广泛开展多种多样基础理论与宗教慈善政策研究，为老年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精神病人、农民工和各式各样弱势群体、劣势群体提供慈善服务，成为佛教慈善事业发展战略重点。

本文系笔者承担的卫生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特此说明与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