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藏》的校补与《弘法藏》

《金藏》补雕后曾有印本行世，此即金藏大宝集寺本。此本何以会运藏西藏，这里不再详论。大宝集寺本刷印于蒙哥丙辰年，说明补雕《金藏》在蒙哥时代已经完成。这样，就又有了一次校补问题。《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载：“弘法寺藏经经版历年久远，（世祖）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是传无穷。”对此宿白教授文中有专门论述。他认为元世祖主持的这次《金藏》的校补，首先是增补了“弘法入藏录及拾遗”，编入的经律论七十五部二五六卷；其次是“蕃汉对勘”，并指出“至元录即世祖校补弘法旧版后之详目，亦即元弘法藏”。我们据此与现存《金藏》作了核对，发现《至元录》与现存《金藏》并不是一回事，出入很大；《至元录》中所云弘法入藏录也与现存《金藏》有相当差异。对此作何解释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次校补不是据弘法入藏录进行的；再一种可能是确有一种新的弘法大藏的雕造，其目录即弘法入藏录。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就持这种观点，这与宿白教授的观点不同。小野所云《弘法藏》是在弘法旧版基础上重新雕造；而宿白教授所云《弘法藏》则是弘法旧版的增补。《弘法藏》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元至顺三年（1332）吴兴妙严寺所刻《大般若经》卷一的题记中已有“大都弘法”之称。如果是重新雕造，在弘法寺就会同时有两副大藏经版，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一，如果是重新雕造必为官版，其刻造年代当在元世祖校补《金藏》完成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其经版不可能在短期内损坏。然而就在此后不到二十年的大德年间，京师高僧溥光传只知“藏经板本在浙右”而不知或不重视在京城有《弘法大藏》事，说明《弘法藏》絶非新雕官版。第二，有确凿证据说明在世祖去世不久的元仁宗至文宗年间，元官方确曾新雕过一部官版大藏，版贮官署金王府。近年发现于北京智化寺的几卷元藏就是这种藏经的残存部分。我认为，所谓《弘法藏》就是经元初补雕的《金藏》，只因历时久远，人们已不了解它从晋南运藏弘法寺的这段历史；加上缺少检校之人，使《金藏》的雕印史鲜为人知，故世人只知有大都弘法而不知有崔刻《金藏》。也因弘法经版残损严重，虽经校补仍难以官版面世而受到冷遇，故此在世祖去世后元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官版大藏的雕造。再拿《至元录》与智化寺元藏比较，发现二者十分接近，而《金藏》与《至元录》相比，编次相差五十余字。很显然世祖命诸山师德校补弘法经版，目的是要编辑一部权威性的官版大藏，但未能实现，只编了一部《至元录》。这一愿望在仁宗至文宗朝才得以实现。现存《金藏》在中统三年（1262）即已运至赵城，说明它与世祖校补弘法《金藏》关系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