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这部大藏经是由私人募资雕造的。《金藏》雕刻的施资者絶大多数为晋南诸县村民，涉及县级地名二十余个，比较集中于晋西南解州的夏县、安邑、河津等地。在一四〇余条施经题记中有明确地名而与解州有关的三十余处。据题记，主持雕经的组织称“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此天宁寺在安邑境内。这即是《解州志》所载解州西二十里的静林山天宁寺。就是说《金藏》是以解州天宁寺为中心，由解州所属各县及临近的长治（潞州）、临汾地区及毗邻的陜西个别地方的村民共同施资雕造的。施资者有施财数千贯雕经数十卷的大户，也有仅能施财雕经一版二版的贫苦农妇。有的将自种的树、自织的布、自养的骡，甚至一把雕经的刀子作为资产奉献出来雕造经版，充分反映了晋南信佛教的百姓雕经的热情。

（3）是谁首倡并组织了这一庞大的雕经事业呢？这就涉及崔法珍其人。事实上崔法珍的事迹并没有被史书淹没。《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有如下记载：“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以经版达于京师。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版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1193）立碑石。”此记载指出，崔法珍为金代潞州人，她确曾集资刻过一部大藏，并将印本及经版进奉朝廷，经版收贮在燕京弘法寺。现存《金藏》的施刻题记中涉及潞州的近二十条，刻经范围均为重要的大乘经论，说明地处晋南的潞州是《金藏》雕造最积极的赞助地区。我们有理由说，在同一时期由崔法珍向朝廷呈送的大藏经只能是晋南百姓共同雕造的《金藏》，而它的首倡者就是潞州人崔法珍。

（四）《金藏》的补刻

《金藏》经版安置于弘法寺后，在金代有记载的印经活动至少有过两次。时至元初，由于经版部分损坏而进行补雕。补雕《金藏》在现存《金藏》题记中有明文记载，蒋文对此亦有详尽考证。问题是补雕的年代。从《金藏》题记中“宣差大名府路达鲁花赤纳邻蒙古提举补修雕造”一语看，补雕《金藏》事当在1224至1271年间。《金藏》题记中见于这一时期有记年的题记还有六则，其中四则为壬寅年（1242），另有戊戌年（1238）一则，癸卯年（1243）一则。这说明补雕《金藏》最集中的年代应在1242年前后，此时正值元太宗执政时期。这与《至元辨伪录》卷五中“太宗则试经造寺，补雕藏经”及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所录“补大藏经板疏”诗所表述的年代大体相合。然而发现于河北曲阳的一则〈觉辩大师源公塔铭〉云：“都城弘法寺补修藏经版，以师为提领，三年雕全，师之力居多焉”。此铭文撰于“大朝戊子岁”。据收录此铭文的《曲阳县志》推算此年为金正大五年（1228），即成吉思汗去世的第二年。是年其四子拖雷监国，元太宗尚未立汗。此塔铭指出了元初补雕弘法《金藏》这一实事，但把时间说在元太祖之时，且已完成。这与现存《金藏》的实际补雕年代不符。我认为这不是铭文的错误，而是推算者的误识。据铭文，觉辩坐化于丙午年（1246），塔铭不可能立在觉辩去世前十八年，因此“戊子岁”应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此年虽距觉辩死已有四十二年，但后人在先师故去数十年后为其立碑事还是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