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世界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和强盛，不仅是经济繁荣，必有一定的文化、文明为其依托。而宗教文化在构成这种文化、文明依托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康有为，乃至现在的一些新儒家，都主张中国要强大应提倡“孔教”。还有人提出，要“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我们今天不应该再提倡以什么宗教去代替民族文化，但也不应忽略世界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含有一定的宗教因素这一基本史实。

考虑到宗教与宗教文化在人类历史的文化长河中的特殊作用，我们要发掘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融摄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譬如，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的内涵，其中的和谐之道值得我们去推敲、发掘。

佛教在中国历经两千年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其中氤氲着“一团和气”，蕴涵着一股“和风”。佛教基于其缘起思想和平等观念，向来都是讲“和”，是主张和平认同平等的宗教。平等促使人们生慈悲心，互相谅解宽容。佛教还特别强调内心的和平，外部的“净”来自心“净”，外“和”来自心“和”。基于“教规双运，解行并重”，佛教强调僧团奉行“六和敬”的规则，即：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今天社会进步的加速，需要“新六和”：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

道教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和”的理念，和谐的人类健康思想，和谐的治国安邦思想，和谐的环境保护思想。道教在中华民族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也要紫气东来，用东方之祥瑞和气缓和世界“文明的冲突”。 

南方周末：我们在全国各地采访发现，少数城市存在滥建寺庙的嫌疑，当地政府似乎对此也比较支持，有的理由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为地方经济作贡献，还有的理由是，建设寺庙可以“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叶小文：正确处理宗教关系，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不等于可以滥建寺庙佛像。从总体上看，宗教活动的场所基本够用了，但是，扩建滥建仍然屡禁不止，有的是“企业办庙”，个别的是“政府建庙”。你下去调查，看见一个小庙，大家就说“一个庙，一个神，后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老板，甚至是乡长，他们借着庙，收香火钱。要严肃地追究领导责任，对借教敛财的企业，要按照《宗教事务条例》来罚款，要让它破财，你不是要敛财么？ 

绝对不能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有的商人有了钱就修庙，又不懂规矩，修的那个庙啊，一堆钢筋水泥整在那里，不但人不愿意进去，菩萨都不愿意进去，那是庙么？炸也不能炸。有个地方整了一个几十米的大佛，肚子里都空着，里面房间又是出租，又是唱卡拉OK，从佛教的角度看，你跑到佛肚子里唱OK，你不是找死吗？

不要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能乱建庙宇，乱塑佛像。某个市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大佛了，隔壁的市非要再建一个大佛，还托海外的关系绕着来找我。我实在没有办法，就跟他说，一个不大的地区，这儿站着一个佛，那里又站着一个佛，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了，他们两个吵架怎么办？所以，我们非常严格地审批，来禁止滥建乱建。我们不要去发展宗教，而是要努力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多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服务。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8日，是赵朴老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年的4月20日，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逝世。据说，他们的逝世，常使宗教界人士感叹“圣人不再”，进而联想到宗教人才不能满足宗教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您对此有何评价？

叶小文：赵朴老和傅铁山主教，分别是佛教和天主教的杰出领袖。我和他们是忘年交。他们在世时，经常谈到年轻宗教人才的培养教育问题。我曾在五台山讲过一段话，今天的大陆，虽然寺塔耸立，宝刹庄严，但比起事业的需要，缺乏的是人才。你看祖国宝岛台湾，就出了几个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法师。有的法师去香港红磡体育馆给上万人讲经说法，而且还是卖票的。讲的不好，谁买票去听？我们期望当代中国大陆出一批像太虚法师、弘一法师那样的高僧，走向世界，展示“大中国有佛”的风采。 

不单单是佛教，五大宗教都存在人才问题。拿发展中国家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情况作比较，南美有“解放神学”，非洲有“黑人神学”，菲律宾有“草根神学”，中国有个什么神学呢？不知道！我们的年青一代神学家要起来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天主教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教会管理上，都是西方教会的附庸，在神学思想上也是西方教会的附庸，如今，通过反帝爱国运动走上独立自主自办，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成了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这个成就确实值得我们自豪。可是，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会如果长期没有形成与政治、经济、独立地位相称的神学思想，是不是一个很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呢？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宗教人才的培养是关键。2007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要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要加大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宗教教职人员队伍。我们去年发布了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6号，公布了《宗教院校设立办法》。我们要办好宗教院校，培养人才。

南方周末：最后问您一个个人问题，您是主管国家宗教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事务之繁，头绪之杂，可以想见。但您却亲笔撰写了五六本专著。请问，您是如何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写下这么多著作的？ 

叶小文：我从1995年5月15日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现在叫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我干了13年。我很幸运，能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亲历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重要进程，能有机会和赵朴初、傅铁山、丁光训、陈广元等杰出的宗教领袖亲密接触，和无私奉献的宗教工作干部们一同工作一同钻研，是我能够写出这些专著的前提和基础。在江苏，我曾听一个镇长跟我说起他的座右铭。他说，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白天要“走、干、讲”，晚上要“读、写、想”。“走”，就是到基层去，到老百姓中去；“干”，就是干活；“讲”，就是把我们的主张和政策说给大家听；“读、写、想”，就是既要读书学习，又要动笔、动脑。我作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当然有忙不完的宗教事务，白天也需要马不停蹄“走干讲”，但是“宗教无小事”，哪一件重要的事务不需要理论思维、不需要政治考量、不渗透文化内涵呢？没有办法，逼着我晚上不能不挤时间来“读、写、想”。 

因为“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这些年我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多视角看社会问题》；《从心开始的脚步》；《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化对抗为对话——叶小文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代表团会谈实录》；《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叶小文答问实录》以及《宗教七日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耶鲁大学的时候，送了一批书，《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也被选上了。 

尽管“走、干、讲”，难免“走”的有弯路，“干”的有错事，“讲”的有废话；尽管“读写想”，难免“读”而不通其理，“写”而不得其要，“想”而不得其解，但我相信，只要孜孜以求于怎么看，锲而不舍于怎么办，津津乐道于“走、干、讲”，念兹在兹于“读、写、想”，只要心无旁骛，意无杂念，就能以勤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