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是达赖分裂集团和美国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理论基础。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向国会提交“西藏政策报告”，声称“美国西藏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促使中国政府与达赖谈判”，使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理论来源如出一辙。这个理论的发明者戈尔斯坦在《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的书中，提出“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就是说，我们不搞西藏独立了，我们是要“保存一个语言、文化、人口结构都具有强烈的藏族特点的藏人的家园”，美国一个前助理国务卿认为，这就“提供了西藏危机的最简明而实用的结论”。1998年，我和戈尔斯坦直接交锋过一次。他教育我说，你们在西藏文明的延续性上存在问题。我说，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性，我们认为，这种延续性要和现代文明的进程相适应，要和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达赖统治时期，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是69岁。什么是文明延续？西藏文明的延续，只有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明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间去，成为供人欣赏的展品和玩物吧？ 

美国国会授予达赖什么金奖，我认为是一场闹剧，达赖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唱的是分裂中国的戏，叫嚣的是“西藏独立”的戏。他自己没有几斤重，就从洋人那里讨一个奖章，为自己增加分量。这个闹剧里，他是“唱”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些吹捧起哄的角色，这些人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支持达赖集团。热心此道的人，大概是基督徒吧。《圣经》是他们的经典。我倒是愿意用《圣经》的话送他们：你要人怎样对待自己，你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人。

南方周末：中国与梵蒂冈的冲突和交锋近年来为何屡屡发生？2007年6月底，梵蒂冈不顾中方反对，执意以教皇名义发表对华牧函，您对此有何评价？中国天主教的出路何在？ 

叶小文：我们和梵蒂冈的冲突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早在中国解放之际，他们就煽动中国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让教徒在党与教之间进行选择，“有教无党，有党无教”。1983年，罗马教皇希望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接触。三年后，双方开始多次接触。梵蒂冈知道，我们虽然愿意改善双边关系，但是在独立自主自办、自选自圣主教问题上一定会坚持原则。2000年，他们不顾我们的反对，在我们的国庆节，搞了个“封圣”，将那些当年被农民处决的传教士，全部封为“圣人”，这些“圣人”中，有的放荡无耻，有的劣迹斑斑。2006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去世，教皇葬礼我们表示可以派人去，但台湾“政要”不能去。梵蒂冈答应了。结果是梵蒂冈允许陈水扁参加，据说是因为新教皇没有主事，无人能决策。等到新教皇登基，我们表示可以再派人去，条件仍然是台湾“政要”不能去。梵蒂冈又答应了。我们正准备出发，他们又宣布，台湾“内政部长”带着一个团的人去了。你看，这个梵蒂冈说话算数不算数？ 

梵蒂冈对我们使用两手，其用意大概有三点，第一是想给它延续两千年的“圣统制”打一针强心剂。天主教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有严密的教阶制和中央集权组织的宗教。如果中国的教会也归其领导，自然说明“圣统制”继续保持权威。他们希望重新掌控中国天主教会的管理权，主教由他们任命，从而否定我们独立自主自办天主教会。现在，古巴的归他管，越南的归他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不听他的。

第二，把打开中国的大门，视为传播天主教的“新千年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第三，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梵蒂冈仇恨社会主义。当时，他们希望继续充当反共的急先锋，捞取政治资本，挽救他们日益边缘化的“世界中心”地位。

至于2007年6月底的那个牧函，虽然表示要撤销过去对中国教会的一些指令，取消给地下主教的所有特权，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看上去教廷的姿态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总体上是消极的，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正如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天主教的教会观察家在谈到牧函时表示，“牧函的发表，表明教宗走上了和北京对抗的道路”。牧函在中国教会内部制造新的分裂和混乱，挑动中国天主教徒绝对地和教皇站在一起，逼迫他们再次在党和教之间做选择。更危险的是，牧函公开否定爱国会、否定主教团、否定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上任教皇表示，教廷和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具有宗教性质的纽带，不能损害中华民族的团结，哪怕损害只是微乎其微；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比较之下，新教皇后退了。

宗教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就像种子和土地、阳光、雨露的关系。中国天主教的出路，在于正确处理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服从国家，国家就会善待你；适应社会，社会就会宽容你；融入文化，文化就会接纳你。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政治、经济和教务的独立自主，而非教义教规另搞一套。去年逝世的傅铁山主教说，中国天主教在信仰上同世界各国天主教会是一致的，同属一个信仰，同行一个洗礼，中国的主教、教父、教友与世界各地的神长教友一样为教宗祈祷。中梵关系的现状是历史造成的，坚持自主自办原则是民族的最高利益。梵蒂冈承认台湾伪政权，实际上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惟一合法政府。如果有人要绕开政府私自和梵蒂冈联系，看起来是从宗教感情出发，其实是头脑中缺乏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观念的表现。

南方周末：您先后出版了《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叶小文答问实录》、《化对抗为对话》，读者都是美国人，背景都是中美宗教之争。请问，中美宗教之争到底争什么？为什么而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叶小文：中美关系这几年，在多个方面朝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方向发展，惟有在宗教问题上，越绷越紧，宗教问题竟然成为“全面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障碍。

美国借口宗教问题向中国施压，已经长期化、政治化、机制化、法制化、国际化。11年来，美国连续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反华提案。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表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8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的评语仍然很差”。2006年，布什在白宫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余杰。美国不断地打宗教牌向中国施压，是出于美国对华关系实施“接触＋遏制”策略的需要。美国有些人把迅速发展的中国当作现实的“利益攸关者”，但也是潜在的“文明冲突者”，因此不断在经贸、民主、自由、人权、民族、宗教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宗教问题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