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不能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有的商人有了钱就修庙，又不懂规矩，修的那个庙啊，一堆钢筋水泥整在那里，不但人不愿意进去，菩萨都不愿意进去，那是庙么？炸也不能炸。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南方周末：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与包括有神论在内的一切唯心论是对立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不信神”的执政党是怎样破解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的？
叶小文：邓小平曾跟十世班禅说过一段话：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至于说，怎样既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又防止“同社会主义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宗教方面搞狂热”？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没有说，难题留给了后人。
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紧密结合，社会主义与宗教问题这个难题被出色地破解了。13年来，我正好有机会在宗教局局长的岗位上，亲历了这一难题的破解过程。我们在执政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整套基本观点、基本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并且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理论，我们国家宗教局党组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宗教论”。
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就是宗教问题的怎么看，怎么办。
怎么看，概括地说，就是“三性”：长期性、群众性、特殊性。“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邓小平请胡耀邦同志认真调查研究，将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基本观点、基本政策整明白，要拨乱反正。胡耀邦带人调研了很久，1982年，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该文件系统总结了建国后对待宗教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那种认为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者其他行政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2001年，中央召开建党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宗教工作的会议，由总书记代表中央做了讲话。头一天，江泽民同志请锦涛同志，还有兆国、延东同志，以及王沪宁和我，到勤政殿，对讲话研究了半天，其中一段我印象深刻。他对我说，我们也要研究宗教的积极作用，小文你查一查，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积极作用都讲了什么话？我赶紧查。查了，我说，哎呀，他们没怎么正面讲，他们说宗教是一个花朵，但是它是“锁链上的花朵”。江泽民同志说，他们没讲，我们自己讲。怎么讲呢？我看可以从宗教的群众性讲进去嘛。我们现在可以从《江泽民文选》中那篇《论宗教问题》的文章看到，讲话既肯定了宗教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宗教的消极作用。我们说，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二天，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宗教工作的三性：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特殊的复杂性。这三条，就是我们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你讲根本是长期性，它为什么是长期的呢？这是因为宗教有它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心理根源、认识论根源。讲群众性比较简单，群众性就是人多，全世界“五个人中四个人信教”，中国有多少人信教？你问我，我只能引用周恩来的教导，说“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至于说，特殊的复杂性，那是因为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要素相互交织。
对于三性，胡锦涛同志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我们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们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以科学的观点看待宗教，全面认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深刻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心理根源和认识根源，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认识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全面认识宗教对相当一部分群众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
“怎么看”看清楚了，“怎么办”也就明确了，“怎么办”就是我们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15年来，基本方针由三句话发展为现在的四句话。
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说：“在宗教问题上，我要讲三句话：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此后9年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我们反复讲的就是这三句话。2002年，十六大报告变成了四句话。十六大我参加了，大家讨论时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对于在扩大开放形势下抵御渗透非常重要，于是，就加了这一句。
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明确地说，这四句话，“就是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二年，“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强调。不但如此，还写进了党章。
南方周末：您曾经说过，中国宗教工作有两大基石，一个是理论的建树，一个是法制的建设。三年前，温总理签发了《宗教事务条例》。有人却认为这是一部限制宗教自由的条例，对此您如何评价？ 叶小文：化解宗教和社会主义的难题，需要正确的理论观点为指引，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作指导，需要必要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一位基督徒曾借用《圣经》中大卫赞美耶和华律法的诗句评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脚前的灯”就是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这“路上的光”就是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宗教工作的基石之一。1991年，中共中央在6号文件中提出“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于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报送了《关于宗教立法体系和“八五”期间宗教立法项目的设想》。这些年来，除了制定宗教法的设想外，其他均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落实。2004年，我们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背景之下，制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宗教事务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这个条例是限制宗教自由的条例，攻击我们的立法目的是限制而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