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应机施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回避当今社会提出之任何问题。释迦教化众生，不分贵贱，游行于世俗之间。长安高僧，应机施教，研究与教育并行，学术与普及不悖。

再次，勇于创新，革除流弊，与时具进。佛教的流传本身就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递进关系，其中自然包含着三方面的因素：沿用、变通与革除，否则，无法创新，无法进步，也就无法流传。那么，毋庸讳言，佛学研究自应回答沿用什么、变通什么和革除什么的责任。如太虚法师所云：“顾震旦之佛法，又隋、唐为全盛，六朝以往，发端而微；五代以降，残废而偏。欲复震旦佛法大全而扩充之，则又当取隋、唐诸宗师学为依止也。”太虚法师倡导“当取隋、唐诸宗师学为依止”之意，也在于隋、唐诸宗师的创新精神。如戒律制度，古代的中土与天竺在精神上虽无二致，但在实际的施行中已有了不少变化。

最后，两岸互补，扩大交流的深度、广度。今古相同，两岸所面临的是共同的问题，解决问题自然须两岸携手，优势互补。两岸交通仅有十余年，还未脱离互相了解的阶段，距实质性的学术交流尚有距离。例如台湾对西学的了解、先进的方法与手段、研究成果水准与积累、研究与教育机制等，都值得大陆借鉴；大陆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考察、丰富的研究资源、新发现的资料、不同地域与阶层的研究成果等，也值得台湾参考。

总之，探讨两岸佛学与教育问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很有现实意义的紧迫性。以上只是站在学习古代长安佛教经验的角度上谈一些简单的个人体会，拋砖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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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长安佛教对两岸佛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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