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大乘佛法，有四依的教诫，所以不强调对于佛陀的人格的崇拜，也不强调对于佛语神圣的待遇，更不会强调某些特定的历史人物要被当作神格来信仰。佛在《阿含经》中就已说到，佛以法为尊，而缘起思想是法的重点，缘起法能使人悟见空性而解无明烦恼，所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谓四依，见于《维摩经．法供养品》、《大般涅盘经》卷6、《大智度论》卷9等，那是（1）依法不依人、（2）依智不依识、（3）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在此四依中，依法不依人是被用得最多、最普遍的。

既然是“依法不依人”，只要能与佛法的立场及原则相应，不论是佛说或是任何人说的道理，都能被佛教徒接受。尤其从大乘佛法的观点而言，佛法可以有五个层次，即是（1）人、（2）天、（3）声闻、缘觉、菩萨。人及天的善法，是五乘的共法，声闻、缘觉虽被称为小乘，确又是大乘菩萨的基础。所以佛教传播到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之中，都不会排斥当地的原有文化，倒是能够提升当地文化的层次，丰富当地文化的内涵，能与当地文化结合融会，给当地文化带来新的生机。这一点，可以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汉藏两个文化圈中，所产生的力量得到充分的证明。更可以从中国的大乘佛法，延申到韩日等国，而成为该等国家的新文化，得到证明。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之中，虽曾数度被儒道二家所抵制，结果反让佛教适应了中国文化，例如印度僧侣是以沿门托钵，来取得生活所需，到了中国则除了接受信施供养，主要的是靠自耕自食，自给自足。沙门不敬王者，是印度的礼俗，到了中国，渐渐地也能相安无事，原则上不拜王者，若为情势所逼，则把王者当作佛菩萨的化现来看待。印度佛教原无祭祀祖先的信仰，到了中国则顺应了中国的孝道思想，也做慎终追远、报恩思亲的佛事。印度的沙门衣着，都是用整片的布匹缠裹及披覆，而且只许三件，到了中国，则除了在上殿过堂等仪典场合，也要披搭袈裟之外，平时都穿汉式的海青、褂裤。印度的僧房中不得有烹饪炊煮的行为，到了中国的佛寺，则有厨库及斋堂的配置了。凡此种种都是佛教适应中国环境而变成汉化的事实。这使得佛教认同了中国文化，中国人也渐渐地接受了佛教，佛教徒都会说：“我们中国佛教”，中国人也渐渐地不会再说：“你们印度来的佛教。”

儒道二家，先期是据于夷夏之别，认为佛教是外来的异端而加以排斥。但是这个外来文化，的确有其令人无法抗拒的生命活力，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时代，佛教文化几乎取代了儒家文化，而居于中国主流思潮的地位。这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及文化史的学者们而言，可能也会接受这样的观点。以致胡适之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写了上册，就不易着笔撰写下册了，因为隋唐时代的中国哲学，便是佛教，必须深入研究，始能有独到的见地。

事实上，当佛教文化在中国盛极一个阶段大约两百年之后，便为中国的儒家，带来了文艺复兴的契机，那便是由程、朱、陆、王等诸先贤，兴起的宋明理学，这些人都是饱读释氏之书而倡导儒家之说的，虽然还是高举反佛的旗号，但他们说心论性，根本就是佛化了的儒者，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就是佛教主张的解行并重、福慧双运、定慧不二的套版。如果没有佛教，就不可能有这批宋明的儒者，尤其受到禅宗的影响很深，因此，禅宗有公案灯录，理学家们也有学案语录。

再说道家，原非宗教，是以符箓、图谶、炼丹等方术，结合民间多神信仰而形成的道教，除了依附老庄之说，为其思想背景，本身不具备高级宗教的条件。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自宋朝开始也完成了一套道藏，但是依据日本当代学者镰田茂雄博士编的《道藏中之佛教数据》显示，宋朝开始编成的道藏，其中有七十多部道经，是依据佛经改写的；所谓改写，仅是把若干佛教的专有名词，改为道教化的名词，再更动一些章节。有的连经名也照佛经原称抄取，例如《本行集经》、《父母恩重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因此，也可以说，佛经使得道教佛化，没有佛教的三藏圣典，恐怕也就难以编成卷帙庞大的道藏；名为三洞十二部经，也是仿自佛教的三藏十二部。到了南宋时代，有一位名叫王重阳的道士，在北方辽金的统治下，创立全真教，与南方江西龙虎山张天师派的道教分庭抗礼，主张过出家生活，在实力上超过在家形态的张天师派，也就是现在北京市内的白云观派。他们以《道德经》、《孝经》、《心经》教人，出家道士的共住生活规约则比照禅宗，名为“清规”，其中所列的项目名称，也采取了不少《禅苑清规》的术语，例如“开静”、“安单”、“出坡”、“常住”、“十方”等，白云观的建筑配置，也仿禅宗的丛林，可以说全真教是接受了佛化的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