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相宗由玄奘三藏（600～664年）从印度引进中国，完成一宗之说的是他的弟子窥基（632～682年）。

唐初的杜顺（557～640年）、智俨（602～668年）、法藏（643～712年）累续发展而开出了华严宗。

禅宗虽起于梁武帝世（502年即位，594年殁）菩提达摩来华，为第一代祖师，其实要到唐高宗迄唐玄宗之世的六祖慧能（638～713年）及其门下的荷泽神会（668～760年）、青原行思（？～740年）、南岳怀让（677～744年）等人，才正式完成。

密宗在中国完成了组织化及体系化之各种圣典的传译者，是有开元三大士之称的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71～741年）、不空（705～774年）。

由此可见，中国汉传佛教大乘八宗的完成，是在隋代迄中唐的二百年之间。嗣后便进入中国佛教的烂熟期，大乘八宗之中，也只剩禅宗一枝独秀了。

三

汉传佛教的译经事业，虽然持续了一千年，魏晋以前为萌芽期，南北朝时代为成长期，隋唐时代为成熟期。其中主要的伟大译师，有五位，也都是出现在公元第三世纪中至第八世纪初的四百四十年之间，那就是：？鸠摩罗什（344～413年）、？真谛（499～569年）、？玄奘、？不空、？义净（635～713年）。前两位出现于南北朝时代，后三位出现于初唐迄中唐期间。

汉传佛教的译经工程，实在非常艰巨，由于印度梵文与中国汉文的文法结构不同，思惟方法各异，文化背景更有差距，要做到翻译文学的三大要点“信、达、雅”，真是困难，选词、用字、构句，都要煞费周章。尤其是人名、地名、咒语、特殊用语、一语多义等，到了玄奘三藏时代的大译场中，始订定“五种不翻”（秘密、含多义、此方无、顺古、生善）的原则。在梵文原典，不仅是宗教的，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历代从事翻译佛典的名家，也都有深厚的汉文学基础，译经的工作，也为汉文化中带来了极多的词汇，创新了汉文的体裁，扩大了想象的视野，开拓了人生的境界，丰富了宗教、哲学及伦理学的层面。无怪乎每一位译经大师出现之际，便有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成了他们的助手。

大型的译经场，虽然组织分工相当严密，共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个部门。［5］按理汉文与梵文是可以对读无误的，事实上，为了适应汉民族的固有文化，也希望能够让习惯于汉文化的人愿意接受佛教，所以有许多辞句已经汉化了，有些是被汉文美化了的装饰词，有的为了利于读经者的了解而用注释性的翻译，有的是将文句前后倒装，有的偈颂分句也加以上下更动。因为古汉文的韵文，讲究字数排列的对称整齐，便将原文原句分割。若将梵文、汉文、藏文来对读同一部经，就会明显地看出由于三种文化的思惟方法各异，而各有其个性，［6］对于原典翻译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同一部经典，被一再翻译，例如《心经》就有十种译本，因为后人对前人的译文不满，所以重译再重译；当然也有是发现了同经异本的梵文原典，所以重译。

四

佛教圣典，是在佛灭之后，经过多次的结集而被流传下来的。释迦世尊住世时代并未有撰写成文的经典，但是他对僧俗四众的弟子们，应机说法四十多年，在佛入灭之后，便由大迦叶于王舍城七叶窟，召开了五百罗汉的第一结集大会；接着有耶舍长老于毗舍离召开了七百人的第二次结集大会。之后，始有制式的经律传诵，但也开始了分部分派的形势。佛灭后一百多年的阿育王时代，礼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于华氏城召开了一千人的第三次结集大会，费时九个月，据说南传的《论事》，便是此一大会中的成果。到了阿育王之后三百多年，西北印度的迦腻色迦王时代，由于部派林立，众说纷云，便以世友菩萨为上首，集五百罗汉，依一切有部造《大毗婆沙论》，称为第四次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