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论

郑培凯先生在大著《汤显祖与晚明文化》，指出其主旨“也就是在探索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次脉络时，专注文化意识史涉及艺术思维与创造的部分，以期通过此一特殊领域的材料及这些材料衍生的文化价值思考，来理解与评定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注：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2页。）。

《汤显祖与晚明文化》一书的《代序》又指出：“这一切探讨的方向与取向，都要有一个核心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历史意义的追求与文化价值的关怀”（注：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3页。）。

石濂大汕生活在晚明文化的文化氛围中，在郑培凯先生大著的启发下，我们对大汕的研究，也是立足于“历史意义的追求与文化价值的关怀”，并通过这一研究，积累文化资源。

郑培凯先生指出：“汤显祖对文学创作中‘骀荡游夷之思’的追求，显然是与思想中景仰‘狂斐’是一脉相承的”。

无独有偶，石濂大汕在诗歌创作中也在追求一种“狂斐”气息。大汕《离六堂集》有海门居士唐化鹏撰《离六堂诗序》，略云：

客有造于海门居士曰：某读石和上诗有疑焉。海门曰：何疑？……曰：其诗俱在，有言美人者、饮酒者、杀人者、嬉而笑者、怒而詈者、愁而怨者、悲而哭者、慨而叹者、嘲谑者、骇者、愕者、叫者、嚎者、叱者、喔咿者、狎慝者、泰者、倨者、倔者，果道耶？……海门曰：……昔有狂泉之国，饮泉者皆狂。有一人不饮亦不狂，国人群以为狂也，束缚之，薰灼之，饮之狂泉，必使其狂而后已也。有智人知之，故佯为诸狂者状，入诸狂人中，阴以已狂之药，杂诸饮食中饮食之，诸狂是由是得免，和尚之于诗亦犹是也。”

在广州长寿寺，石濂大汕主持之“戏台在大殿后，所演多《西厢》、《牡丹亭》诸艳本。师徒相酬，动十数日”（注：潘耒：《救狂砭语》，上海古藉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第246页。），同样表现了其“狂斐”风格。

潘耒《再与石濂书》报导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壬申冬长寿寺上演戏曲的情况：

公（石濂）于壬申冬集众演戏，席半忽谓众曰：上将召我矣。众问何以知之？公云：顷得朝报，索大人、明大人奉命为诸王采选妃女，兼访山林隐逸，并谕广东有僧石濂，诗词书画无不精通，闻其著作甚多，可觅一二种追觅云云（注：潘耒：《救狂砭语》，第124页。）。案《离六堂集》卷五有《上明丞相一百韵》，则所谓“明大人”云云，不能视为无中生有。但这一报导种下了其后大汕悲剧的两个缘由：

一个酿成后来悲剧的缘由是，清朝曾明令于康熙十六年，禁止在寺院演戏、敛钱、酬神赛会（注：谈玄：《清代佛教之概略》，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5）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另一个缘由是，大汕与若干京官、尤其是宦官的交结，也酿成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