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论是就质还是就量以观，吾人都无法确证，推动基改与反对基改，何者方能真正达到‘最大化效益’。

二、吾人对大自然整体的所知尚少，基因工程所面对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更且以有限因缘来微观生物分子，当然无法宏观整体宇宙的无限时空。因此，即使基因转殖科技在眼前确实带来了人类在作物、粮食、医药等等方面的庞大效益，效益主义依然不免要接受如下的质问：究竟要将视界拉开到多广的面向，延展到多长的时间，方能真正看出‘何者方为最大化效益’（或‘何者方能带来最小量伤害’）？

义务论的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基因工程伦理思辩方面，依旧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义务论者惯常揶揄效益主义‘是否为了拯救众人而可枉杀一个无辜’。确实这种‘枉害无辜’的案例，在基因转殖食品、药品的人体实验及产品推广过程中，并非鲜见。也因此，义务论依然在这场基因革命的拉钜战中，有著「中流砥柱’的重要性。基改科技公司与科学家不得贸然以‘人’为新品种基改食品的研究对象；不得使用‘最大化效益’原则，来合理化其使少数无辜者受害的种种过失，而必须负担起赔偿责任。凡此种种相关规范，都可看出：在一片‘效益’取向的氛围底层，还是有一处‘禁区’（an off-limits area），是无论有多大效益，都碰触不得的。

基改‘禁区’的佛法观点

然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争议性的看法：‘最大化效益’所利及的对象，或是‘己所不欲’所不可转施的对象，是仅止于‘人’，还是可扩大而涵括‘人’以外的其他动物？

基督宗教基于‘人具神性’的理由，俗世义务论基于‘人具理性’的理由，都可合理主张，基改‘禁区’的底线仅及于‘人’。然而若依佛法，却是将底线扩大到‘含灵蠢动’的一切众生。

依佛法的缘起（梵pratītya-samutpāda，巴paticca-samuppānna）论，基改工程所潜在或浮现的（伤害少数族群、伤害人类、破坏土地、改变生态等等）负面因缘，当然应予重视。但是缘起论必将推演出‘护生’原理（这在笔者的《佛教伦理学》与《佛教规范伦理学》中业已详加阐论，兹不重赘），因此，在这一波接一波浪潮汹涌的基因革命中，动物的艰难处境，亦应给予强烈的关注。

一、佛家是业感缘起论，而非一神创造论，此一无神论的主张，自不可能赞同人有特殊的‘神性’可言。

二、人具有‘理性’的命题并不周延，这可能会让智障者、婴儿、胎儿、胚胎，乃至‘人鼠’、‘人猪’之类含人类基因或人类胚胎的动物，因其不具全分‘理性’，而在这场基改革命中，沦为最大的牺牲品。

三、依其缘起性空论，认为众生（包括动物在内）皆为因缘生法，因缘条件和合则生，因缘条件离散则灭，此中无有常恒不易、独立自存而真实不虚的自性（梵svabhāva，即本质：substance）可言，故‘人’或‘猫’、‘狗’、‘鸡’、‘猪’等之形体虽暂有异，但一律随因缘迁化而往覆升沉，尊卑贵贱之阶位不恒存在；升沉其间的规则相同，终归坏散的结果相似。佛家即此‘法性平等’，而推出了‘众生平等’的结论。

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佛家名为‘自通之法’，此同理心之自然流露，关切的会是所有具足‘觉知能力’的生命。故佛法不依‘理性’，而依‘觉知能力’以为禁区底线的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