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居士佛教”兴起给僧团的一些思考

我们知道，近代居士佛教兴起，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杨文会、太虚大师等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百废待兴、人心思变的时代。杨文会出生后的第四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迫打开。之后出现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虽然都未能取得成功，但图强维新的观念却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性喜山林，不贪荣利”的佛教徒杨文会也深深地体会到变法维新的重要性。他认为：“地球各国于世间法日求进益，出世法门亦当讲求进步。”“但各寺住持僧安于守旧，不乐维新，非得大权力以鼓动其机，不能奋发有为也。”

在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僧团的内部亦逐渐形成一股试图通过改革以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势力团体，即通称的革新派。这一派的创始人是浙江天童寺的寄禅和尚，后在太虚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革新派往往深恶痛绝于传统佛教的颓废，且对其攻周甚猛。与此同时，他们也适当引入一些西方的观念或形式，以图促进积弊丛生之传统佛教的脱胎换骨。

随着“庙产兴学”主张的兴起，严重冲击着僧团的切身利益。寺僧界为了抵制“庙产兴学”这一风潮，也纷纷兴办僧学堂等教育机关。太虚大师与在只洹精舍一起学习过的仁山法师等积极筹设佛教协进会，以期“使颓废的佛教复兴起来”。但当他们来到镇江金山寺试图进行改革、开设学校时，立即遭到以寂山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坚决反对，终至酿成“金山风潮”，在教界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两年后，他著《整理僧伽制度论》，决心着手进行更为艰难的僧伽制度改革，但改革几次遭失败，其根本的原因是传统寺僧的落后性。但他的事业的成功——如觉社和武昌佛学院的创办，都是避开寺院丛林，在一大批护法居士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可见，居士的力量远胜于僧团。

居士佛教的兴起，无疑有利于佛教整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提高，但也给僧侣集团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在中国佛教的传统中，僧侣一向是佛教的主持者，居士则为佛教的护法，即护持者。但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化思想影响的加深，以居士为主导的佛教团体日益增多，僧侣对普通信徒的统治地位，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外，在此过程中，僧侣的弱点亦经常受到来自居士方面的挑剔和责难。而且与社会其他方面的批评相比，来自居士方面的指责，又往往是有的放矢，且常常切中要害。

综观近代居士佛教的兴起，是推动佛教事业发展的一大动力，并隐然成为佛教振兴的主体和佛法代言人，发挥着更甚于教会的学术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南京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还有北京的三时学会等教外佛学团体对近现代文化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看当时的支那内学院，可谓学人咸集、群贤毕至。他们采用了新式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及佛学研究的兴起，亦多受其影响。中国大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以来，宗教获得了相对充分的合法性地位，目前佛教徒的人员组成，无疑以在家居士为主，且数量远超前代。但是与杨、欧、吕时代相比，二十多年来大陆的佛教建设差强人意，主要是佛教信徒仍呈现出浓郁的“庶民形态”，严重的问题就是尚未从源远流长的“民间化信仰”中摆脱出来，其实质是佛教信仰的民间化或民俗化，是以功利型佛教、香火型佛教等遮蔽信仰型佛教。

与此相比，号称大乘佛教的中国大陆，出家沙门对社会公益事业却很少顾问，有的甚至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当然其间也不乏来自一些人的偏见和保守看法，在世俗人的眼中，出家人应该是住在深山老林里，不应该活跃在社会各种活动中，更不能享用现代的交通工具，认为这样就不符合僧人的身份。甚至有些人看到出家人多做了一些事情，认为是在攀缘，不好好静修。所以一些惯于自修的人，就乐得自在，住在山林里，不再顾问世事。而活跃在城市乡村的僧人，却大多素质低下，以经忏佛事为业，他们的职责就是为人祈福禳灾、追荐亡灵。而一些真正需求佛法的信徒，在寺庙里得不到佛法的滋润，就自成团体，因此，诸如的“居士林”、“学修会”、“念佛社”等组织相继成立。

笔者曾在一个小小的城镇就看到，这样的团体就有好几个，而且信众人员都达好几百，这些团体都有严格的章程，定期举行讲经、唱诵等活动，成员中有事，大家就会义务地相互帮忙，如助念、祈福回向等，他们高涨的热忱，频繁的活动，令很多信徒得以归向。相比之下，寺庙只是成了香火门头，与居士的关系很疏远。随着居士势力的增长，一些佛教协会组织的核心领导都掌握在居士手中，这样，出家众就会受制于居士的管束，也助成了一些居士对僧人的轻慢之心。

其实，僧伽离不开居士的信向、供养和护持，而居士需要僧伽作学佛的指导和表率，只有二者的结合和良性互动，佛教才能延续、弘扬起来。此外从佛教传播的实际来看，有僧然后有寺院，有寺院便能为广大信众提供宗教活动场所。若有寺而无僧，则寺院的功能、形象就会大大走样，佛教便会失去最重要的载体。僧伽与居士的分工是有历史传统的，二千多年来已为广大民众所认同，若随意贬低或否认僧伽的作用，或提出什么走居士化佛教道路，必会带来许多混乱，是很危险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否定僧宝的所谓二宝居士，他们也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眼中无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遇到的僧伽素质太低，形象也不好，其道德水准甚至还不如俗人；一种是心中无僧，他们的我慢心太强，既不愿出家为僧，又想取代僧人的地位收徒传法，为此目的公然否定僧宝，久而久之，佛宝和法宝在他们心中也大大变形，甚至沦为民间邪教教徒。“眼中无僧”的二宝居士可能有些认识问题和客观原因，应引起佛教界的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给予正确的引导； 而“心中无僧”的二宝居士对佛教破坏极大，应坚决予以反对。